这座靠窗，我坐着舒服

第一章 返乡之路2023年腊月二十八，下午四点十五分，

南下的G237次高铁缓缓驶出北京南站。

车厢里弥漫着复杂的气味——泡面的咸香、水果的甜腻、消毒水的刺鼻，

还有人群中散发出的那种只有在春运期间才能体会到的焦躁与期待混合的气息。

马超提着沉重的灰色行李箱，在拥挤的车厢通道里艰难地向前挪动。三年了。

整整三年没有回家了。马超心里默念着这个数字，感到一阵轻微的晕眩。这三年里，

他在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从普通程序员做到了技术经理，薪水翻了两番，头发也掉了一半。

疫情阻隔，项目赶工，种种借口让他一次次推迟回家的计划。直到今年春节，

父母在电话里近乎哀求的声音，才让他下定决心无论如何都要回去。“超超，

你爸的关节炎越来越严重了，我的血压也控制得不好。我们不求你赚多少钱，

就想看看你......”母亲上个月在电话里说这话时，

马超正在加班调试一个紧急bug，背景音是键盘敲击声和同事的讨论声。他突然停下来，

盯着屏幕上滚动的代码，第一次觉得自己离家乡如此遥远。“妈，今年我一定回去。

”他听见自己这样说，语气里的坚决让母亲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好一会儿，

然后是一声轻轻的啜泣。春节期间的火车票比往年更难抢。

12306网站开放售票的那天晚上，马超和几百万归乡人同时点击鼠标，系统瞬间崩溃。

他熬了两个通宵，试了各种抢票软件，才终于在第三天凌晨抢到这张二等座票。

虽然只是十个小时的车程，但能有个座位已经是万幸。他知道，在这趟列车上，

还有许多人得一路站着回家。“8车12A，靠窗位置。”马超心里默念着，

这是他从北京到老家省城的座位号。对于身高一米八五的他来说，

靠窗位置至少能让他的长腿有个稍微伸展的空间。他的膝盖在连续加班后总是隐隐作痛，

医生说是早期的关节炎，

建议他避免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这在程序员这个行业里几乎是不可能的奢望。

车厢里嘈杂异常。婴儿的啼哭声、外放的手机视频声、大声聊天的乡音，

还有列车员推着餐车经过时“瓜子饮料矿泉水”的叫卖声，所有这些声音混杂在一起，

形成一种独特的春运交响曲。马超艰难地穿过人群，不时需要侧身避让站在过道里的乘客。

8号车厢是二等座车厢，每排五个座位，分别是A、B、C、D、F，其中F也是靠窗位。

马超预订的12A是这一排最左边的靠窗位置。当他终于挤到12排时，他停下了脚步。

座位上已经有人了。一位约莫五十多岁的大姐，

身穿一件花色极其鲜艳的羽绒服——大红的底子上绣着金色的牡丹和绿色的叶子，

在略显昏暗的车厢灯光下格外刺眼。她头顶烫成菊花般的卷发，染成不太自然的棕红色，

有几缕白发从发根处倔强地钻出来。她正旁若无人地磕着瓜子，手法娴熟：用门牙轻轻一嗑，

舌尖灵巧地分离出瓜子仁，然后将瓜子壳随意吐在地上。

车厢连接处已经铺满了一层黄褐色的瓜子壳，像某种怪异的装饰图案。

她耳朵上戴着白色的蓝牙耳机，一边大声讲着电话：“哎，我知道了，我这就往家赶呢！

这火车坐得真不舒服......什么？小亮期末考试又不及格？

回去我非得好好收拾他不可！......”她的声音洪亮，带着浓重的北方口音，

在嘈杂的车厢里依然清晰可辨。马超注意到，她脚边放着一个鼓鼓囊囊的红色编织袋，

袋口露出一截疑似火腿肠包装纸的东西。在她身后的窗台上，

已经放着一瓶喝了一半的矿泉水和一包拆开的饼干。马超核对了一下手机上的电子车票，

又看了看座位上方贴着的“12A”标识，确认无误后，客气地说道：“这位大姐，

您坐的是我买的座位！”他的声音不大，但足够清晰。大姐似乎没听见，

继续对着电话说：“行了，我这儿有点事儿，等会儿再说。对了，别忘了把饺子馅先和好，

我回去直接包......”马超提高了音量：“大姐，这个座位是我的。

”这次大姐听见了。她慢悠悠地转过头，上下打量着马超。

他穿着一件略显褶皱的黑色羽绒服，背着一个双肩电脑包，脸上带着长途旅行者的疲惫，

但眼神坚定。她的目光在他身上停留了几秒钟，似乎在评估这个年轻人的分量。她挂了电话，

摘下一边耳机，用审视的目光看着他：“什么是你的座位？我坐着就是我的，那边还有空的，

去那里坐，这里靠窗我就不会晕车！你们年轻人怎么这么没眼力劲？”说完，

她继续旁若无人地磕着瓜子，将新剥出的瓜子壳精准地吐到已经狼藉一片的地面上，

仿佛在练习某种技艺。她的手指粗短，指甲上涂着已经斑驳的红色指甲油，有几处已经剥落，

露出下面发黄的指甲。马超深吸一口气，努力压下心中升腾的怒火。

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了。去年在电影院，

一家人占了他的黄金位置不肯让；前年坐飞机，一位大妈坚持要换他的靠窗位，

理由是她要看风景。每一次他都选择了让步，因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因为“算了，

不值得”。但这一次，也许是因为三年没回家的疲惫，

也许是因为对这种行为的厌恶已经积累到了顶点，他不想再退了。“大姐，这是我的座位号，

12A，靠窗。您看这是我的车票。”马超将手机屏幕转向她，

上面清晰地显示着购票信息：G237次，8车12A，北京南-郑州东。

大姐瞥了眼手机屏幕，不屑地撇了撇嘴：“我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年纪轻轻就这么斤斤计较。

我都坐这儿了，你就不能去别的地方坐？那边不是有空位吗？

”她指了指车厢另一头的几个座位，确实有几个位置空着。

但那都是别人提前下车的临时空位，随时可能会有新乘客上车。而且，

马超不想开这个先例——为什么遵守规则的人要让步给破坏规则的人？“大姐，

这是我的座位，如果您需要靠窗位置，可以找乘务员调换，但不能占我的座位。

”马超保持着耐心，但他的语气已经变得强硬起来。

他能感觉到周围乘客的目光聚焦在他们身上，有好奇，有同情，也有漠然。

“我今天就坐这儿了！你能把我怎么样？”大姐突然提高了嗓门，

她的脸因为激动而微微发红，“我一个中年妇女，坐个靠窗位置都不行？你是不是男人啊？

跟一个女的抢座位？”这句话触动了马超的某根神经。

他想起了公司里那些倚老卖老、占着位置不干活的同事，

想起了地铁上那些理直气壮要求让座的“弱势群体”。

为什么总有人把自己的不便变成别人的义务？周围乘客开始窃窃私语。

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试图打圆场：“兄弟，要不你坐我的位置？我在7车，也是靠窗。

”他站起身，拿着自己的行李，看起来是真心想要帮忙。马超感激地看了他一眼，

但摇摇头：“谢谢您的好意，但我还是希望坐自己花钱买的座位。这不是换个座位的问题，

这是原则问题。”他转身寻找乘务员。在车厢连接处，一位年轻的乘务员正在整理餐车。

她看起来二十出头，戴着标准的铁路制服帽，脸上带着职业性的微笑，

但眼神里透着一丝疲惫——春运期间，她们的工作量是平时的好几倍。“乘务员，

有人占了我的座位，不肯让。”马超出示了自己的车票。乘务员跟着他回到12排。

她显然不是第一次处理这种情况，表情平静但眼神警惕：“女士，请出示一下您的车票好吗？

”大姐不情愿地从包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红色纸质车票——这让马超有些意外，

现在大多数人用的都是电子票。乘务员接过来一看，皱起了眉头：“女士，

您的座位是8车15C，中间座位，不是这个靠窗位。”“我晕车！必须靠窗！

那个中间位子我坐不了！”大姐理直气壮，仿佛这是天经地义的理由。

“那您可以和这位先生协商，但不能强行占用他人座位。”乘务员耐心解释，

但她的语气已经透露出不容置疑的权威，“铁路有规定，旅客应当对号入座。”“我就不让！

他能把我怎么样？”大姐索性往窗边一靠，双手抱胸，摆出一副“你能奈我何”的姿态，

“我今天就看看，谁敢动我！”乘务员面露难色。这种无赖乘客她见过不少，

尤其在春运期间。处理起来需要技巧，既不能激化矛盾，又要维护规则。她转向马超，

声音柔和了些：“先生，要不我帮您安排其他座位？车上有几个空位，我可以帮您协调一下。

”马超摇摇头，态度坚决：“不，我就要我自己的座位。如果今天我让步了，

明天她还会占别人的座。这样的人只会越来越多。”乘务员叹了口气，理解了马超的坚持。

她用对讲机呼叫乘警：“8号车厢有旅客占座纠纷，需要支援。”五分钟后，

一位四十多岁的乘警来到现场。他身材魁梧，制服笔挺，表情严肃。在了解了情况后，

他对大姐说：“女士，根据《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第二十七条规定，

旅客应当按票面标明的日期、车次、席别乘车，并在票面规定的有效期内到达到站。

您需要坐在自己车票对应的座位上。请您立即让出这个座位。”他的声音不高，但充满威严。

大姐明显愣了一下，但很快恢复了之前的嚣张：“我就不让！我今天非要坐这里！

我一个女人，你们几个大男人想欺负我不成？”乘警严肃地说：“这不是欺负，是执行规定。

如果您继续强行占座，扰乱列车秩序，我们将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

对您处以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

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同时，您的行为将被记录在铁路征信系统中，

可能影响您未来乘坐火车。”这段话像一盆冷水，让车厢里的温度骤降。

周围乘客的议论声更大了：“听见没，要罚款还要拘留呢！”“早该这样了，

这种人就是欠治！”“但她毕竟是个女的，

年纪也不小了......”“女的老的就能不讲理了？”这时，

旁边座位的一位老者开口了。他看起来七十多岁，头发花白，戴着一副老花镜，

手里拿着一份报纸：“闺女，你这样不对。要是人人都像你这样，火车上不乱套了？

快起来吧，别给自己找麻烦。”大姐瞪了老者一眼，眼神凶狠：“关你什么事！多管闲事！

我坐我的，碍着你了吗？”老者摇摇头，不再说话，但脸上的表情明显是不赞同。

乘警见劝说无效，便对马超说：“先生，您先坐在旁边的空位上，我们会继续处理这个问题。

”他指了指12B的位置，那是大姐应该坐的15C座位的主人还没上车，暂时空着。

马超摇摇头：“不，我今天就要坐我自己的座位。如果现在让步，就是在纵容这种行为。

乘警同志，我要求你们依法处理。”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列车已经驶出站台二十多分钟，

速度逐渐提升。窗外的北京城正在快速后退，先是高楼大厦，然后是低矮的居民区，

最后是广阔的田野。马超看了看表，四点四十分。如果按照这个速度，

他将在凌晨两点到达郑州东站，然后换乘城际列车，再坐一个小时的汽车，

就能在凌晨四点左右到家。但现在，他却被困在这小小的座位纠纷中。

乘警们交换了一个眼神，点了点头。其中一位乘警说：“女士，由于您拒不配合，

扰乱列车秩序，现在我们将依法对您采取强制措施。”这句话像是一个信号，

大姐突然从座位上滑下来，一屁股坐在地上，开始哭喊起来：“打人啦！警察打人啦！

救命啊！有没有人管管啊！”她的声音尖锐刺耳，整个车厢的人都围了过来。

有人拿出手机开始录像，闪光灯此起彼伏。乘警们面面相觑，这种情况最难处理，

稍有不慎就会被拍视频发到网上，引起舆论风波。他们现在的一举一动都在公众监督之下。

马超看着眼前的闹剧，感到一阵深深的无力。在中国，

处理这种“弱势群体”闹事往往需要极大的智慧和耐心。他拿出自己的手机，

开始录像：“大姐，我已经录下来了。

您现在的行为涉嫌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扰乱公共交通工具上的秩序。

乘警同志，我建议你们依法处理，我这里有完整的视频证据。

”他的冷静和理智与大姐的哭闹形成了鲜明对比。周围的乘客开始站队：“这小伙子说得对，

就该录下来！”“占座还有理了？真是不要脸！”“但她也挺可怜的，

也许真有晕车的毛病呢？”“晕车不会提前买靠窗票吗？现在车票这么难买，

谁不是提前规划好的？”乘警们再次交换眼神，这次他们似乎下定了决心。

为首的乘警弯下腰，对坐在地上的大姐说：“女士，我最后警告一次，如果您不主动起来，

我们将采取强制措施。根据《人民警察法》第八条，

我们有权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秩序或者威胁公共安全的人员，强行带离现场。

”也许是“强制带离”四个字起了作用，也许是看到周围乘客不再一边倒地同情她，

大姐的哭闹声小了一些。她抬起头，眼睛红肿，

是真哭还是假哭：“你们欺负人......我就想坐个靠窗位子......”“起来吧，

别闹了。”刚才那位戴眼镜的年轻人说，“本来就是您不对，再闹下去真要被拘留了。

”在众人的注视和乘警的威慑下，大姐终于不情愿地站了起来。但她依然不甘心，

恶狠狠地盯着马超：“你等着！这事儿没完！”她一边骂一边被乘警带往餐车方向。

马超终于坐回了自己的座位，但他发现座位上已经沾满了瓜子壳和不明污渍，

还有一股奇怪的气味。乘务员赶紧拿来清洁工具进行清理，脸上带着歉意。

“抱歉给您带来不好的体验。”乘务员一边用湿巾擦拭座位一边说，“我们会加强巡视，

尽量避免这类事件发生。”“不是你们的错。”马超苦笑，

“只是为什么现在这种人越来越多了？好像遵守规则的人反而成了傻子。”乘务员没有回答，

只是默默地完成清洁工作，然后离开了。马超坐下来，将背包放在脚下，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窗外的景色已经变成了典型的华北平原景象——平坦的田野，零落的村庄，光秃秃的树木。

夕阳西下，余晖给大地镀上了一层金色。列车继续南下，车厢里逐渐恢复了平静。

但马超能感觉到，周围乘客的目光时不时落在他身上，有好奇，有敬佩，也有不解。

刚才那位戴眼镜的年轻人坐回了自己的位置，对他竖起大拇指：“兄弟，硬气！

”马超勉强笑了笑，没有回应。他心里并不轻松。

这场胜利的代价是接下来的旅程可能会充满敌意——那位大姐就坐在不远处的15C，

他能感觉到她时不时投来的怨毒目光。他拿出耳机，连接手机，开始播放音乐。

是巴赫的《G弦上的咏叹调》，平静而深沉，能帮助他平复情绪。他闭上眼睛，

试图将刚才的不愉快抛在脑后。但有些事情，不是想忘就能忘的。

第二章 升级的冲突列车行驶了一个多小时，天色完全暗了下来。

车厢内的灯光调成了柔和的暖黄色，一些乘客开始打盹，还有一些人在小声交谈。

餐车服务员推着小车再次经过，这次卖的是盒饭和零食。马超觉得有些饿，便起身前往餐车。

穿过几节车厢时，他看到各种各样的人：有抱着孩子轻声哼唱的母亲，

有戴着耳机专心看剧的学生，有面对面坐着打扑克的农民工，还有望着窗外发呆的老人。

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故事，踏上这趟回家的旅程。餐车里人不多，

他点了一份最便宜的土豆牛肉盒饭和一瓶矿泉水，

花了四十五元——高铁上的物价总是让人心疼。他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慢慢吃着。

饭的味道一般，牛肉有点硬，土豆煮得太烂，但他还是认真地吃完了每一口。

多年的北漂生活让他学会了不浪费食物，也学会了在不如意的环境中寻找一点满足。

吃完饭后，他没有立即回座位，而是在车厢连接处站了一会儿，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黑暗。

偶尔有灯光划过，是远处的村庄或城镇。他想起了小时候，

父亲带他坐绿皮火车去省城看病的情景。那时候的火车慢得多，

但人与人之间似乎更友善一些。父亲会把座位让给带孩子的妇女，

自己站好几个小时；陌生人会分享食物，聊天打牌，到站时互相道别，仿佛老朋友。现在，

高铁更快了，时间更宝贵了，但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似乎也更脆弱了。

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用手机、耳机、平板筑起围墙，防范着外界可能的侵扰。

他摇摇头，甩开这些思绪，转身往回走。回到8号车厢时，

他注意到那位大姐正在和旁边的人大声聊天，手里拿着一包新开的瓜子。看到他回来，

她故意提高音量：“有些人啊，看着人模狗样的，一点同情心都没有！不就是个座位吗？

至于吗？”她的同伴——一个看起来比她年轻一些的妇女——附和道：“就是！

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自私了！”马超装作没听见，径直走向自己的座位。但当他坐下时，

感觉到座位湿漉漉的。他站起身，打开手机的手电筒照向座位——一大片深色的水渍，

还散发着一股甜腻的气味。是可乐。他转头看向15C的方向，大姐正假装专心嗑瓜子，

但嘴角微微上扬的弧度出卖了她。她的面前放着一个空的可乐瓶，

瓶口还在滴着几滴褐色的液体。马超的血一下子冲到了头顶。他盯着那片水渍，

又看了看自己身上被溅到的白色羽绒服——这是他去年双十一咬牙买的波司登新款，

花了1899元，是他给自己辛苦一年的奖励。现在，

羽绒服的前襟和袖子上都沾上了可乐的污渍，在深色布料上格外明显。他深吸一口气，

努力保持冷静。然后，他拿出手机，开始录像。“大家请看，我的座位被人故意泼了可乐。

”他的声音平静但清晰，在相对安静的车厢里传得很远，“我的羽绒服也被弄脏了。

这是明显的故意毁坏他人财物行为。”周围的乘客纷纷看过来，有人发出惊呼。

那位戴眼镜的年轻人再次站出来：“我看到了！就是她泼的！”他指着15C的大姐，

“我亲眼看到的！”大姐脸色一变，但马上恢复了镇定：“你胡说八道什么！你有什么证据？

”“我手机录下来了。”年轻人举起手机，“需要我现在播放吗？”大姐的表情僵住了。

她显然没想到会有人录像。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最终没能发出声音。马超继续录像，

将座位上的水渍、自己的羽绒服、大姐面前的可乐瓶都拍了下来。然后，

他转向乘务员的方向，大声说：“乘务员，我需要帮助！有人故意毁坏我的财物！

”乘务员很快赶了过来，看到这一幕，她的脸色沉了下来：“女士，这是您做的吗？

”“不是我！我什么都没做！”大姐开始狡辩，但她的声音明显底气不足。

“那您能解释一下，为什么您的可乐瓶是空的，而且正好在我座位上发现大量可乐？

”马超冷静地问。“我......我喝完了！不行吗？”大姐强词夺理。

“喝完了为什么瓶口还在滴水？而且如果您是正常喝完的，为什么可乐会洒在我的座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