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8年,回来时我身家500万他跪了

钥匙插不进去。我站在四楼走廊里，手里攥着那把铜钥匙，左拧，右拧，怎么都不对。

我又看了一眼门牌号。403。没错，是这里。我在这个门前站了几秒，然后敲了敲门。

里面传来拖鞋踩地板的声音。门开了。一个女人站在门口，三十岁左右，披着头发，

穿着一条碎花围裙。我的围裙。我结婚那年在市场上买的，蓝色碎花，右边口袋上有个小洞，

我一直没补。她看着我，上下打量了一下。“你找谁？”1.我没有说话。我看着那个女人，

又看了一眼她身后的客厅。沙发换了。茶几换了。电视墙重新刷过，贴了壁纸，米色的，

带暗纹。但鞋柜没换。鞋柜是我结婚那年和李建军一起去城南建材市场挑的。他嫌贵，

我说实木的耐用，最后花了八百六。我记得很清楚，因为那是我们结婚后买的第一件大家具。

鞋柜上面摆着一张照片。李建军搂着这个女人，两个人笑得很开。背景是一家餐厅，

桌上摆着蛋糕，蛋糕上插着蜡烛。我看了一眼蛋糕上的字。“丽丽生日快乐。

”“你到底找谁？”女人又问了一遍，语气不太耐烦。我说：“李建军。”女人愣了一下。

“你是谁？”“我是他老婆。”女人的脸色变了。不是震惊，是困惑。她往后退了半步，

把门关小了一点，像是在护着什么。“他老婆？”她重复了一遍，声音拔高了，

“他老婆不是……不是离了吗？”我站在原地。走廊的声控灯灭了。我站在暗处，

她站在门缝里漏出来的光里。“离了？”我把左手伸出来。无名指上的戒指。十年了，

没摘过。洗碗的时候没摘，给婆婆翻身的时候没摘，地里拔草的时候也没摘。银的，

氧化发黑了，但还在。女人盯着我的手看了三秒。她的脸色彻底变了。“你等一下。”她说，

然后把门关上了。锁舌转动的声音。我站在走廊里。声控灯又亮了。

身后是我拎了六个小时火车的行李箱。箱子是八年前从这个家带走的。轮子有一个坏了，

一路拖过来的时候，箱子底磨出了一道白痕。我掏出手机，拨了李建军的号码。响了四声。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我又打了一遍。“您拨打的电话暂时——”第三遍。

一样。我看着那扇关上的门。门上的猫眼亮了一下。有人从里面看我。我把手机收起来。

女儿拉了拉我的衣角。甜甜今年七岁半。从老家坐了六个小时的硬座过来，鞋上还有黄泥。

她昂着头看我，眼睛很大。“妈妈，爸爸家在哪里？”她说的是“爸爸家”。

不是“我们家”。她从来没在这个家住过。这八年她跟我在镇上长大，知道爸爸在城里上班，

知道爸爸很忙，知道“等爸爸忙完了就来接我们”。她不知道爸爸的家里住着另一个女人。

我蹲下来，帮她把鞋上的泥搓掉。“快了。”我说这两个字的时候，声控灯又灭了。

走廊重新暗下来。那扇门没有再打开。——我带甜甜去了对面的连锁酒店。开了一间大床房。

甜甜洗了澡就困了，缩在被子里很快睡着。她太瘦了，整个人在被子里只占一小块。

我坐在床边，拿出手机。微信上给李建军发了一条消息：“我回来了，在你家楼下。

门打不开。”发出去了。他没有秒回。没有回。一直没有回。我把手机放下，

看着甜甜的睡脸。她的眉毛像她爸爸。八年前李建军送我上火车的时候说过一句话，

他说：“你先去照顾妈，等她好点了我就来接你。”那年甜甜四个月大。他说的是“先去”。

“先”，意思是暂时。意思是还会有“后”。我等了八年，没等来那个“后”。

我现在才明白——不是他忘了来接我。是他从来没打算来接。

2.八年前我坐的是K4216次列车。从城里到镇上，六个小时。甜甜在怀里一直哭，

整节车厢的人都在看我。婆婆钱秀芬那年五十七岁，中风瘫了，左半边身子不能动。

镇上的医院说可以保守治疗，但需要人全天候陪护。家里开了个会。

李建军的大哥李建国在省城做生意，嫂子刘凤在大哥公司管账，“走不开”。

李建军在市里上班，“公司正缺人，不能请长假”。最后所有人看着我。“小敏，

你反正在家带孩子，顺便照顾妈，正好。”这是大嫂刘凤说的。“顺便”。

一个四个月大的婴儿，一个瘫痪的老人，一个一百二十平的老房子，

全靠我一个人——“顺便”。我没有说不。我妈从小教我一件事——嫁了人就要顾这个家。

人家妈病了，儿媳妇不去照顾，说出去不好听。我去了。第一年，李建军每个月回来一趟。

会给甜甜带个玩具，给我带箱牛奶。他来的时候会帮婆婆按腿，会修修院子里的水龙头，

晚上我们一家三口睡在老房子的硬板床上。甜甜趴在他胸口上笑。我觉得那是值的。第二年，

他每两个月回来一次。不带东西了。来了也待不过一天，说公司忙，要赶回去。第三年，

半年来一次。然后一年一次。然后不来了。这个过程不是突然断掉的。像水龙头拧不紧，

一滴一滴地漏。你知道它在漏，但每一滴都不够大到让你去修。等你发现水漏光了，

水已经没了。——照顾婆婆是一份全天候的工作。早上五点起，

先给她翻身、换纸尿裤、擦身子。然后做早饭，她只能吃流食，我用料理机打成糊，

一勺一勺喂。上午做康复训练——扶她站起来、扶她走三步、扶她坐下、重复。

中午做饭、喂饭、喂药。下午带她晒太阳。她坐在轮椅上，我推着她在院子里走。

镇上的路不好，轮椅一颠她就咧嘴。每次颠到沟坎上，我要先把前轮抬起来，再推过去。

一开始我抬不动，因为甜甜绑在我背上。后来甜甜学会走路了，就好一些了。

晚上给婆婆洗脚、泡药浴、翻身。夜里至少起来两次——她有时候叫，有时候不叫，

但我设了闹钟，两小时翻一次身，防止长褥疮。有一回她做康复训练的时候，脚下一滑，

整个人往前倒。一百二十斤。我冲过去接住了。她砸在我身上的一瞬间，

我的腰“咔”了一声。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动不了。甜甜三岁，站在床边看着我。

“妈妈你怎么了？”“妈妈没事，睡觉。”我侧着身子，咬着嘴唇，

用手肘撑着自己翻了个身。腰伤了三个月。那三个月我弯不下去腰，

给婆婆换纸尿裤的时候只能跪在地上。甜甜学会了帮我递东西。我没告诉李建军。

打电话的时候我说“都挺好的”。他说“嗯”。——给婆婆洗完澡的那天晚上，

已经快十一点了。甜甜睡了。婆婆也睡了。我把换下来的衣服泡进盆里，走到院子里。

秋天了，院子里晒着一排草药。白天摘的，晒干了可以给婆婆泡脚。风吹过来，

草药的味道苦苦的。我坐在门槛上。没有说话。没有哭。院子里什么声音都没有。

3.甜甜五岁那年的生日。我用手机拍了一段视频。她站在桌子前面，

桌上是一个蛋糕——镇上唯一一家蛋糕店做的，四十五块钱，奶油有点硬。

“祝甜甜生日快乐！甜甜，跟爸爸说生日快乐——”甜甜对着手机挥了挥手。“爸爸，

我五岁了！”我把视频发给了李建军。晚上十一点半，他看了。没回。我又等了一天。

第二天他回了一条：“哦，买个好点的蛋糕。”四十五块钱的蛋糕。镇上只有这一家。

我没说这些。我回了个“好”。——那年过年。大年三十，全家在微信群里发红包。

大哥李建国发了一个五百块的。嫂子刘凤发了一个三百块的。李建军也发了一个。

我点开——是定向红包。给大哥的：500。给嫂子的：500。给侄子的：1000。

给我的：200。备注写着三个字。“辛苦了。”我看着那三个字看了很久。两百块，

三个字。

里我花在他妈身上的医药费、营养费、康复设备、护工偶尔请的临时工——那是另一个数字。

那个数字我记在本子上。每一笔都有日期。但那是后来的事。那天晚上我没有算账。

我收了红包，回了一句“谢谢”。然后把手机放在枕头底下。隔壁房间婆婆又咳了。

我起来给她倒了水。——他不是一开始就这样的。结婚头两年他对我还行。

会记得我爱吃糖炒栗子，下班路上买一袋。会在我加班的时候给我送饭。

会说“等我赚了钱带你去三亚”。他说过“三亚”。后来我才知道，他确实去了三亚。

不是和我。——第三年春节他回来过一次。在镇上待了两天。走之前我帮他收拾行李。

他在院子里抽烟。我说：“建军，今年争取让妈做完这一轮康复。大夫说如果恢复得好，

明年可以自理了。到时候我就——”“嗯。”他打断了我。“到时候我就回去了。”“嗯嗯。

”他把烟掐了，拎起行李就走。走到门口的时候甜甜追出去喊“爸爸”。

他回头摸了摸甜甜的脑袋。“乖。”然后走了。摩托车的声音消失在巷子尽头。

我站在门口看着那条巷子。隔壁赵叔骑着摩托带赵婶去赶集。赵婶坐在后座上，

胳膊搂着赵叔的腰。我推着婆婆的轮椅，走在他们后面。轮椅的轮子碾过一颗小石子，

发出“咯噔”一声。婆婆说：“走快点，太阳大。”我走快了一点。

——过年期间我在微信上搜了李建军的朋友圈。他发的不多。

偶尔发工作餐、发加班、发周末爬山。但是我翻了很多，翻到三年前的某一条。一张合照。

在一个饭局上。七八个人围着圆桌。李建军坐在中间，旁边坐着一个女人。

就是那天在403门口穿我围裙的女人。照片底下有人评论。“李哥嫂子真漂亮！

”李建军回了一个笑脸。我又往下翻。公司年会的照片。签到墙上有名字。

李建军旁边站着那个女人。下面的评论写着：“李哥和李嫂，模范夫妻啊！”李嫂。

我的手指停在屏幕上。她叫孙丽。她被叫作“李嫂”。在他的朋友圈里，在他的同事眼里，

在他的生活里——他的“爱人”是孙丽。不是我。我翻了三年的朋友圈。没有一张照片有我。

没有一句话提到我。没有一个“我老婆在老家”。好像我从来不存在。

——那天晚上甜甜在酒店房间里看动画片。我躺在她旁边，手机扣在胸口上。

天花板是白色的，灯光很亮。甜甜生日的时候，我在镇上的蛋糕店买了蛋糕。四十五块。

蜡烛是老板送的。我切了一块给她。自己也切了一块。那天是我的生日。不是甜甜的。

甜甜的生日在九月。我的生日在三月。那天是三月十七号。我切了蛋糕，吹了蜡烛。

甜甜帮我唱了生日歌。我没许愿。没有人记得这一天。李建军不记得。婆婆不记得。

大哥大嫂不记得。我也没提醒。蛋糕还剩了一半。我用保鲜膜包好，放进冰箱。

第二天喂婆婆吃了——她那阵子不肯吃药，哄她说吃了药就给她吃蛋糕。

蛋糕是我唯一的生日礼物。我自己买的，自己切的，自己吃了一口就给了别人。

4.从朋友圈开始，我不再只是“感觉不对”了。我开始查。

不是那种冷静的、有计划的调查。不是建文件夹，不是列清单。

是那种——你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疼得弯下腰，然后你发现伤口下面还有刺，

你忍着疼把刺拔出来，拔出来一根，还有一根，还有一根。每拔一根都更疼。但你停不下来。

——我先查了通话记录。不是他的——我没有他的手机。是我自己的。

我的手机里存着这八年每一通打给他的电话。打开通话记录，按时间排列。

第一年：每天至少一通。最长的一次打了四十七分钟。我跟他说婆婆的恢复进展，

说甜甜学会了翻身，说院子里的丝瓜爬满了架子。第二年：每周三四通。通话时间越来越短。

最短的一次——二十三秒。他说“开会呢”，挂了。第三年：每月两三通。有时候他接了，

说几句“嗯”“好”“知道了”。有时候不接。第四年：我主动打的越来越少。

通话记录里出现大段空白。一个月没有一通电话。第五年开始：“未接”。我打过去，未接。

再打，未接。第六年、第七年、第八年——通话记录里几乎全是红色的“未接”。

我数了一下。最后两年，我打了八十三通电话给他。他接了四通。

四通的通话时长加起来不到七分钟。七分钟。两年，七分钟。——然后我查了微信转账记录。

这个不用查他。查我自己的就够了。婆婆中风后的第一年，他每个月转两千块生活费。不多，

但至少有。第二年变成一千五。第三年变成一千。第四年开始不定期——有时候转，

有时候忘了。第五年，他有一次隔了四个月没转。我打电话催过一次。他说“最近手头紧，

下个月补上”。没补。后来我不催了。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有自己的收入了。

——婆婆瘫在床上的第三年，我发现了一件事：院子后面那块荒地，种了一片紫苏。

不是我种的，是之前的住户留下的。紫苏疯长了一夏天，没人管。镇上赶集的时候，

有人问我：“那紫苏卖不卖？餐馆要。”我卖了。十五块钱。十五块钱不算钱。

但它让我知道了一件事——这块地可以种东西卖。第四年，

我开始有意识地种：紫苏、薄荷、藿香、罗勒。都是香料类的，好种，需求大。

镇上的餐馆要，县城的火锅店也要。第五年，赵叔家的儿子教我开了网店。

那孩子在城里读大专，学电商的，暑假回来给我拍了产品照片，教我怎么上架、怎么发货。

第一个月卖了六百块。我哭了。不是因为少。是因为那六百块是我自己赚的，

不用等任何人“转账”。第六年，我扩大了种植面积。把隔壁赵叔家的空地租了两亩。

请了两个村里的大姐帮忙。第七年，我开始做加工——干制香料、腌制酱料。

一瓶自制的剁椒酱在网上卖二十八块，一天能出三四百单。到婆婆去世那年，

我的网店年营业额已经超过一百二十万。利润率不低。加上这几年攒的、投的、滚的。

我的银行卡上趴着一个数字。我没有告诉任何人。

——今天晚上我坐在酒店的床上查李建军的通话记录和朋友圈的时候，手机震了一下。

银行短信。

“XX银行您尾号6637的账户于2月15日收到转账人民币45,800.00元，

余额5,031,267.43元。”那是这个月的货款。我把短信往上划，消失了。

甜甜在旁边打了个哈欠。“妈妈，那个阿姨是谁呀？”“没事。睡吧。”我关了灯。五百万。

他不知道。谁都不知道。——结婚纪念日那天。第六年的结婚纪念日。我在镇上买了菜，

做了六个菜。红烧排骨、酸菜鱼、蒜蓉西兰花、凉拌黄瓜、番茄炒蛋、炖鸡汤。

我拍了照片发给李建军。配了一行字：“今天结婚纪念日，做了你爱吃的排骨。

”他过了四个小时回了一个字。“嗯。”嗯。一桌子菜。六个菜。

从早上九点做到中午十二点。他回了一个“嗯”。我把菜端给婆婆吃了一半。

剩下的甜甜吃了两口，说不想吃了。我把剩菜倒进泔水桶。没说什么。

5.我用了三天查清了房子的事。不难。房产信息在政务APP上可以查。

我输入李建军的身份证号——我背了十年。查询结果显示：名下无房产。

我们结婚时买的那套房子——嘉和小区四栋403，89平，2014年购入，

房贷我俩一起还的。没了。名下无房产。我去了不动产登记中心。排了两个小时的队。

工作人员查了一下，告诉我：“这套房子2022年8月过户了。

买方是……等一下……买方是孙丽。成交价一百八十九万。”孙丽。一百八十九万。

我们的房子，卖给了那个穿我围裙的女人。“过户需要夫妻双方签字吧？”我问。

工作人员看了看记录：“当时提供的材料是……离婚证。显示你们2022年6月已离婚。

”我站在柜台前。“我没有离过婚。”工作人员抬起头看我。

“您的意思是……”“我没有签过任何离婚文件。”——我从不动产登记中心出来，

站在台阶上。二月的风很冷。一百八十九万。我在乡下给他妈端屎端尿的时候，

他把我的房子卖了。卖给了跟他一起住的女人。用的是一份我没签过字的离婚证。

这意味着——那份离婚证是假的。要么是伪造的，要么是找人代签的。不管哪一种，

都是犯罪。我站在台阶上，出了一口长气。然后我去了城南的美容院。孙丽开的那家。

我在朋友圈里看到过——“丽人行美容养生会所”，在城南商业街。装修不差，门面够大。

门口停着一辆白色的奥迪A4。我没进去。我在对面的奶茶店坐了一个小时。看着那个门面。

一百八十九万。我的房子，变成了她的店。——晚上我带甜甜在酒店房间吃外卖。

甜甜吃了半碗米饭就不吃了。她筷子用得不太好，饭粒掉了一桌。“妈妈，

我们什么时候回去？”“回哪？”“回奶奶家。”我停下筷子看着她。她说的“回”，

是回镇上。她从来没在城里生活过。她不知道什么叫“回家”。这个城市对她来说是陌生的。

她只有镇上那个院子。

那个院子里有她长大的记忆：后面的地、门口的石墩、院子里的柿子树。奶奶的轮椅。

奶奶两个月前走了。走的那天甜甜哭了很久。我没哭。我打了十七个电话。一个都没接。

6.婆婆走的那天是十二月九号。下午两点四十分。她中午还喝了半碗粥。我喂的。

她这两年精神一直不好，吃得少，人瘦得厉害。喂完粥我给她擦了嘴，她闭着眼躺下了。

我以为她睡了。三点钟我去叫她起来吃药。叫了三声没应。我摸了一下她的手。凉了。

——我给李建军打了第一个电话。没接。我给他发了微信：“你妈走了。你快回来。”没回。

我又打了一个电话。没接。我打了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没接。没接。没接。

我打了第六个——关机了。我去找村支书帮忙。支书帮我联系了殡仪馆。镇上没有太平间。

尸体不能在家放超过两天。

我需要做的事情：联系殡仪馆、办死亡证明、通知亲属、准备丧事。每一件都需要家属签字。

我是儿媳妇，但丧事的主事人应该是儿子。我一个人做不了。我又打了电话。第七个。

第八个。第九个。第十个。全是“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我打了大哥李建国的电话。接了。

“大哥，妈走了。”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什么时候的事？”“今天下午。”“建军呢？

”“联系不上。”大哥沉默了更长时间。“我知道了。我安排一下，明天到。

”——大哥第二天到了。李建军没到。大嫂刘凤也没来，说“感冒了”。

就我和大哥两个人操持丧事。我继续打电话。第十一个。第十二个。第十三个。关机。关机。

关机。一直到第十七个。下葬那天上午。我站在镇上的殡仪馆门口，打了最后一个电话。

通了。“喂？”他的声音很正常。不像关机重启后的慌张。正常的、懒洋洋的声音。

“你妈走了。下葬了。”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什么时候的事？”“三天前。

我打了十七个电话。”“哦……最近手机有点问题，可能没收到。”他的声音里没有悲伤。

没有慌张。甚至没有愧疚。就是“哦”。“手机有点问题。”他妈死了。三天了。

他说“手机有点问题”。“你在哪？”我问。“出差。”“哪儿？”他顿了一下。“南方。

”我没有再问。——后来我查到了。不是后来。是我回到城里之后查的。

他的朋友圈那个时间段有一条——定位三亚。照片里他和孙丽坐在海边的餐厅。

桌上有椰子鸡。孙丽戴着墨镜，对着镜头比了个耶。发布时间：十二月十号。

他妈下葬的那天。他在三亚吃椰子鸡。——我是今天查到这条朋友圈的。坐在酒店的床上。

甜甜已经睡了。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椰子鸡。三亚。墨镜。十二月十号。

那天我打了十七个电话。他的手机不是“有问题”。他是关机了。

他知道他妈走了——大哥联系他了。他选择关机。然后去吃椰子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