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次见她

江辞是在凌晨三点十七分看见那个数字的。那时他刚结束一场通宵的拍摄，

窝在出租屋的沙发上翻手机，困意像潮水一样漫上来。

他习惯性地打开母亲的微信朋友圈——没有新动态，上一次更新是十七天前，

转发了一篇《老年人春季养生要注意这三点》。他关掉屏幕，仰头靠在沙发靠背上，

天花板上的灯管有些频闪，一明一暗，像心跳。然后他看见了。不是看见天花板。是看见。

那个数字悬浮在母亲微信头像的上方，像某种粗糙的印章，笔画边缘洇开，

颜色是旧报纸搁久了的黄。3。江辞盯着那个数字看了很久，久到屏幕自动熄灭，他按亮，

又熄灭，又按亮。数字还在那里，一动不动，像母亲十七天前转发的那篇文章一样沉默。

他想起上一次看见这种数字是什么时候。大三那年寒假，他在火车站排队取票，

前面站着一个穿军绿色棉袄的中年男人，男人的后脑勺上悬着一个数字：14。

江辞下意识往后退了半步，没有排队，转身去了另一台取票机。

十四天后他在新闻推送里看到，一趟从老家开往南方的列车发生脱轨事故，

遇难者名单里有一个名字，他不认识，但那个姓氏和男人身份证上的姓氏一样。

他七岁那年第一次看见这种数字。邻居家的陈奶奶牵着他的手过马路，他抬头，

看见陈奶奶的白发上飘着“1”。第二天陈奶奶没有来给他送糖，

楼下的花圈从楼道口摆到单元门外。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能看见，也从没告诉过任何人。

包括她。江辞站起来，在十几平米的房间里走了三圈，脚趾踢到摄影箱的边角，

疼得他弯下腰。他维持着那个姿势，额头抵在膝盖上，手机屏幕的光从指缝里漏出来。

他又看了一眼。3。早上七点十四分，江辞坐上了开往老家的火车。他没有带行李箱，

背上是那台跟了他五年的相机，帆布包装了两件换洗衣服，

还有一盒在车站便利店买的绿豆糕。他记得母亲喜欢吃绿豆糕，

或者说他记得小时候母亲喜欢吃绿豆糕。那时候父亲还在，

每个周末会骑车去西街那家老字号排队，买一盒回来，母亲泡一壶茶，坐在阳台上慢慢地吃。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火车驶出城区，窗外从灰蒙蒙的楼房变成正在返青的麦田。

江辞把脸贴在车窗玻璃上，玻璃很凉，他的呼吸凝成一小片白雾。

他想起七年前离家的那个早晨。也是一个春天，早晨五点天还没亮透，

他拖着行李箱走到门口，母亲的脚步声从厨房跟过来，油烟机嗡嗡响着，她大概在煎荷包蛋。

“我走了。”他说。油烟机太响，他没听见她回应。他拉开门，走了出去，没有回头。

那天是他父亲下葬后的第三天。他没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

母亲打电话来时他正在外地参加一个摄影比赛，挂了电话，他在候车大厅坐了两个小时，

错过了最近一班高铁。等他赶到医院，父亲已经走了，母亲一个人坐在病房门口的长椅上，

手里攥着一沓缴费单，看见他，只说了一句：“来了。”她没哭。从始至终，

她没有在他面前哭过。葬礼上江辞才知道，父亲临终前，母亲不在场。是她“没赶上”。

这是他这七年来唯一记住的事。列车广播报站，江辞回过神。

窗外的麦田不知什么时候变成了灰扑扑的城郊工厂，电线杆交错拉扯，

把天空切成不规整的几何块。他低头看手机，数字还是3。他把手机揣进口袋，

没有再掏出来。老城的春天比江辞记忆中更旧一些。公交站台的广告牌换过了，

原来那个卖手机的明星变成了卖奶粉的明星。街角的音像店关了门，

卷帘门上贴着“旺铺转让”四个字，红色油漆已经褪成淡粉色。

只有那家卖绿豆糕的老字号还开着，门脸重新刷过漆，招牌还是那块招牌。

江辞在店门口站了一会儿，没有进去。他家在六楼，没有电梯。

楼梯间的声控灯坏了三层和五层，他摸黑往上走，脚步声在逼仄的楼道里显得很响。

601的门牌还是那块搪瓷的，白底红字，边角磕掉一块瓷，露出黑色的铁胎。他站定，

敲门。门内安静了几秒。然后他听见脚步声，很轻，比他记忆里慢。门开了。母亲站在门里，

穿着一件旧毛衣，灰色的，领口洗得有些发白。她比江辞记忆中瘦了很多，

两鬓的白发从前只有零星几根，现在已经连成一片，像落了一层薄霜。她看着他，没有惊讶，

也没有欣喜。“怎么也不打个电话。”她说。声音是平和的，像他不过是出门买个菜，

像昨天他们还坐在一起吃饭。江辞张了张嘴。“路过。”他说。母亲低头，

看见他手里那盒绿豆糕，接过去，转身往屋里走。“还没吃饭吧？锅里还有粥。

”江辞站在玄关，看着她的背影。她的后脑勺上什么也没有。数字不在那里。他低下头，

换鞋。房子还是老样子。客厅的沙发换了新坐垫，藏青色的，

母亲喜欢的那盆绿萝还在电视柜旁边，藤蔓垂下来，拖得很长，几乎要碰到地板。

茶几上放着一副老花镜，一本摊开的书，是汪曾祺的散文集。江辞走过去，

看到那一页写的是端午的鸭蛋。“坐啊。”母亲从厨房探出头，“站着干什么。

”他在沙发上坐下，绿萝的藤蔓蹭到他手背，有点凉。厨房传来碗筷碰撞的声音，很轻，

像怕吵到什么。粥端上来，白粥，配一碟酱菜，一碟炒青菜。江辞低头喝粥，母亲坐在对面，

没有吃，只是看着他。“瘦了。”她说。“没有。”“黑眼圈那么重。”“熬夜。

”母亲没再说什么。她起身，去阳台收衣服，一件一件叠好，摞在沙发上。

阳光从阳台门照进来，她的影子落在地板上，拉得很长。江辞喝完最后一口粥，

把碗放进洗碗槽。水龙头有些涩，他拧了两下才拧开，水流冲在碗沿上，溅起细碎的水花。

“水开小一点。”母亲的声音从阳台传过来，“热水器旧了，水太大容易跳闸。

”他把水流拧小。碗洗完，他转身，母亲正站在阳台门口看他。“你爸留下的那几箱书，

”她说，“我一直没舍得卖。你要不要看看？”江辞顿了一下。“好。”书房其实没有书了。

父亲去世后，他的书被从书架上取下来，装进纸箱，码在墙边。书架空了大半，

母亲放进去一些她自己看的书，还有几盆绿萝的小苗。江辞蹲下来，打开最近的一只纸箱。

霉味扑鼻而来，混着旧纸浆和时间的味道。最上面是一本《中国历代园林造景艺术》，

硬壳封面落了灰，扉页有父亲的签名，字迹端正，墨水洇开了边。他翻开。

书页间夹着一张照片，边角泛黄，折痕几乎要把人像从中裁开。是他七岁那年，

学校组织春游，在公园的假山前拍的。他穿着那件蓝白条纹的海军衫，头发剪得太短，

露出两个招风耳，正对着镜头龇牙咧嘴地笑。他不记得这张照片的存在。“你爸拍的。

”母亲不知什么时候站在门口，“他那时候刚买相机，天天追着你拍。你不耐烦，

总是做鬼脸。”江辞把照片翻过来，背面没有字。“后来呢？”“后来……”母亲顿了顿，

“后来相机坏了，他也懒得修。再后来，就不拍了。”她走过来，弯腰，

从箱子底层抽出另一本。这本薄一些，封面磨损得厉害，是《苏轼词选》。

“这是他最后几个月看的书。”母亲说，“住院的时候让我带过去，他说要看《定风波》，

护士给他翻到那一页，他看了很久。”江辞接过书。《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页边有圆珠笔划过的痕迹，很轻，像手指无力时留下的。“也无风雨也无晴。”母亲轻声说。

她直起腰，扶着门框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出去了。江辞低下头。他的手指按在那行字上，

很久没有动。晚饭是母亲做的。红烧肉、清炒菜心、番茄蛋汤。三菜一汤，

端上桌时热气腾腾，像过节。“吃啊。”母亲给他夹菜，筷子越过汤碗，

把最大的一块瘦肉放进他碗里，“你不是最喜欢吃红烧肉？”江辞低头扒饭。

他其实已经很多年不爱吃红烧肉了。刚毕业那几年穷，吃不起，后来条件好了，

一个人又懒得做，偶尔下馆子点一份，总觉得不是家里的味道。但现在吃到了，

他也不确定这是不是他记忆里的味道。太咸了一点。“咸了？”母亲看他喝汤，“我口重了，

你爸以前也说我做菜咸。”她低头拨了拨自己碗里的饭，没再说什么。饭后江辞洗碗，

母亲去给绿萝浇水。那盆大的放在电视柜边，小的几盆搁在阳台花架上，还有一盆吊兰，

吊在半空中，开细碎的白花。“这盆长得最好。”母亲指着那盆吊兰，“是老陈帮我挑的。

”老陈。江辞擦碗的动作停了一下。“老陈是谁？”母亲没立刻回答。她把喷壶放下，

用手指轻轻拨了拨吊兰的叶子。“以前的同事，”她说，“你小时候见过，教历史的陈老师。

”江辞不记得了。“他退休了，也在老城住。有时候来帮我看看花。”母亲顿了顿，

“人挺好的。”江辞把擦干的碗放进碗柜，没接话。晚上江辞睡自己的房间。七年了，

房间还是老样子。书桌上的台灯是老式白炽灯的，拉线开关，灯罩边缘有一圈锈迹。

书架最上层摆着他高中时候买的那些书，《百年孤独》《活着》《边城》，书脊都晒褪色了。

床单是新的，没有褶，显然母亲隔一阵就会换洗。他躺下来，盯着天花板。

隔壁房间没有声音。母亲睡眠不好，他知道。他小时候她睡眠就不好，夜里总要起来好几次，

去阳台站一站，或者只是坐着喝水。父亲那时候还调侃她是“夜游神”。江辞闭上眼睛。

他想起今天进门时，他没有在母亲头上看到数字。他看见的是母亲的微信头像，

在手机屏幕上，那个“3”悬在那里，像一块他搬不动的石头。他摸出手机，

打开母亲的微信朋友圈。最新一条还是那篇养生文章，再往下翻，

是三个月前转发的一则摄影比赛征稿启事，再往前，

是一组他拍摄的老城照片——那是他四年前的作品，在平遥摄影节展出过。

他没有给母亲发过这些照片。他不知道她是从哪里找到的。第二天清晨，

江辞是被鸟叫声吵醒的。老城的鸟比城里多，天刚蒙蒙亮就开始叫，一声长一声短，

像在互相传话。他睁着眼睛躺了一会儿，窗帘透进青白色的光，隔壁房间没有动静。他起身，

轻轻拉开门。母亲不在家。客厅茶几上放着一张便签，字迹是她的，有些抖：“去菜市场，

中午吃饺子。”江辞握着那张便签站了一会儿。他走到阳台上。

阳光已经爬上对面楼房的屋顶，晾衣绳上挂着他昨晚换下来的衬衫，洗过了，正往下滴水。

那盆吊兰的叶片上凝着水珠，大概母亲出门前刚浇过。他回到书房，继续翻那些纸箱。

这一回他翻到的东西不一样。不是父亲的书，是另一个纸箱，放在墙角最底下，

封口胶带没有拆。他撕开胶带，看见里面整整齐齐码着相册——不是老照片那种相册，

是摄影作品常用的那种，黑色硬壳封面，内页是哑光相纸。他打开第一本。全是他的作品。

从他大学时交的第一份摄影作业，到他毕业后的商业拍摄，

再到他在摄影节展出的那些老城系列。每一张都被精心洗印出来，装进内页，

旁边贴着小纸条，用圆珠笔记着拍摄时间、地点，有的还写着她的感想。“2016年，

平遥。这张最好，光像流水。”“2019年，上海。他好像瘦了。”“2022年，

老城西街。他小时候我带他来过这里。”江辞蹲在地上，一页一页翻下去。

相册翻到最后一页，夹着一张他没有见过的照片。是他自己。拍摄时间是七年前，春天。

他拖着行李箱，正走出单元门，背影被清晨的光拉得很长。他走得很快，头也不回，

肩膀的线条绷得很紧。照片背面没有字。但照片的边缘有皱褶，像被握过很多次。

江辞听见门锁响动的声音。他把相册放回箱子，起身，走出书房。母亲正弯着腰换鞋，

塑料袋放在脚边，露出韭菜和猪肉的包装。她抬头看见他，愣了一下。“怎么起这么早？

”“睡不着。”母亲没再问。她把菜拎进厨房，打开水龙头洗韭菜，水声哗哗响，

盖过了阳台上的鸟叫。江辞站在厨房门口。“妈。”他说。“嗯？”“我爸走的时候，

”他顿了顿，“你为什么没赶过去？”水声停了。母亲没有回头。她低头看着水槽里的韭菜，

手指按在菜叶上，很久没有动。“你爸不让我去。”她说。江辞愣住了。“他打了电话来，

”母亲的声音很轻，“说不用来了，说……”她停了一下。“说他不配。

”厨房里只有窗外隐约的市声。江辞看着母亲的背影，她的肩膀很瘦，毛衣领口洗得发白，

脊背却挺得很直。从他有记忆起，母亲就是这样，站有站相，坐有坐相，

哪怕一个人在家吃饭，也会把碗筷摆整齐。“他为什么要这样说？”江辞问。母亲没有回答。

她拧开水龙头，继续洗韭菜，水流冲在指节上，溅起白色的水花。“妈。”“他后来后悔了。

”母亲说，“最后那天，他让护士给我打电话。我到的时候他已经走了。

”她把洗好的韭菜放在砧板上，拿起刀，一刀一刀切下去。“护士说，

他走之前叫了我的名字。”刀切在砧板上，笃笃笃，很均匀。江辞张了张嘴，没有发出声音。

他想问很多事。想问父亲为什么会说那样的话，想问母亲这七年是怎么过来的，

想问那些相册她整理了多少个夜晚。但话到嘴边，全部堵在喉咙里。他想起七年前，

医院走廊，母亲一个人坐在长椅上，手里攥着缴费单。她看见他，只说了一句“来了”，

没有哭，没有责怪他为什么没赶上最后一班高铁。从始至终，她没有在他面前哭过。

“中午吃韭菜鸡蛋饺子。”母亲说，“你去和面。”江辞走进去，从碗柜里拿出面盆。

面粉是从老地方拿的，他知道在哪里——母亲一向把面粉放在最底层的抽屉。他舀了三杯面，

慢慢加水，面絮在指缝间聚拢成团。母亲站在旁边切韭菜，刀落在砧板上的声音很轻，

像怕吵到什么。“水多了。”母亲瞥了一眼，“再加点面。”他加面。“还是多。”再加。

母亲叹了口气，放下刀，把手擦干净，走过来。她的手指伸进面盆，

把快要溃不成军的面团捞起来，揉了几下，掌心压下去，折叠，再压。“要这样。”她说，

“力气不能用蛮。”江辞站在旁边看。母亲的头发落下来一缕，灰白的，垂在耳侧。

她没顾上别回去，只是低头揉面，手背上的青筋隐隐凸起。她从前手很巧，

会织毛衣、会包粽子、会做江辞幼儿园手工作业里那只怎么也做不好的纸灯笼。

现在她的手指关节有些变形，揉面的时候微微使不上力，但她还是揉得很慢、很认真。“妈。

”江辞说。“嗯。”“你恨他吗？”母亲的手停了一下。“不恨。”她说，“太累了。

”她把揉好的面团放进盆里，盖上湿布，转身去切韭菜。中午饺子下锅的时候，老陈来了。

江辞开门，看见门外站着一个六十来岁的男人，头发花白，穿着一件洗褪色的夹克衫，

手里拎着一袋橘子。男人看见他，显然也愣了一下。“你是……小林的儿子？”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