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山的“普通话培训班”

简介一九七六年，西南。县里派我去一个叫“嘎多”的寨子，推广普通话。出发前，

文教局的老周拍着我的肩膀说：“小林啊，这是组织对你的信任。那些少数民族，

连话都说不清楚，怎么建设社会主义？你的任务，就是让他们学会说普通话，

学会唱革命歌曲，学会跟得上时代的步伐。”我问：“嘎多是什么意思？”老周愣了一下，

翻了翻档案：“不知道。可能是当地土话吧。”坐了三天汽车，又走了两天山路，

我终于到了嘎多。寨子藏在大山深处，三十几户人家，木楼依山而建，云雾从脚底下飘过。

寨子里的人穿着黑色的衣服，女人头上缠着高高的包头，男人腰间别着砍刀。他们站在路边，

看着我，不说话。我举起手里的喇叭，用刚学会的本地话喊：“老乡们好！

我是县里派来的老师，教你们说普通话！”没人应声。只有山风，

把喇叭的声音吹得七零八落。我以为他们是听不懂。

---正文一、我给自己定了个目标：三个月内，让嘎多寨的人学会普通话。

不是那种“你好”“吃饭”的水平，是能读报纸、能唱革命歌曲、能跟得上时代步伐的水平。

老周说了，这是政治任务，完不成，就别回去。所以我很卖力。每天天不亮就起床，

站在寨子中央的晒谷场上，拿着喇叭喊：“起床啦！上课啦！老乡们快来学习普通话！

”喊到嗓子冒烟，才有人慢吞吞地从木楼里走出来。第一个出来的是个老头，瘦得像根竹竿，

脸上全是褶子。他走到晒谷场边上，蹲下来，掏出烟袋，开始抽烟。第二个出来的是个女人，

背着孩子，拎着竹篮，往寨子外面走。我拦住她：“大嫂，上课了！”她看了我一眼，

绕过去，继续走。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都是这样。要么蹲着抽烟，

要么该干什么干什么，就是不往晒谷场中间凑。只有一个人过来了。是个男孩，八九岁，

光着脚，衣服上全是洞。他走到我面前，仰着脸，看着我。“你叫什么？”我问。他不说话。

“你想学普通话吗？”他还是不说话。我蹲下来，

从口袋里掏出一颗水果糖——来之前专门买的，听说山里的孩子没吃过这个。我把糖剥开，

递到他嘴边。他闻了闻，伸出舌头舔了一下，眼睛一下子亮了。然后他张开嘴，

把整颗糖含进去，腮帮子鼓得圆圆的。“好吃吗？”我问。他点点头。“那，叫老师。

”他看着我，嘴里含着糖，不说话。我等了一会儿，叹了口气，站起来。“阿月！”有人喊。

我转过头，看到一个女人从木楼里跑出来，冲到男孩面前，一把把他拉走。走了几步，

她回过头，看了我一眼。那一眼，我到现在都记得。不是愤怒，不是戒备，

是——我说不上来。像看一个傻子，又像看一个瘟神。我看着他们走远，

又看看晒谷场上那几个抽烟的老头，再看看空荡荡的晒谷场中央，和自己手里那个喇叭。

第一天，全军覆没。晚上我睡在寨子里的“公房”——其实就是一间空着的木楼，

里面只有一张竹床，一口锅，一盏煤油灯。煤油灯的芯子太短，火苗一窜一窜的，

把我的影子照得忽大忽小。我坐在竹床上，发呆。老周说得对，这些少数民族，

连话都说不清楚，怎么建设社会主义？可问题是，他们根本不给我机会教啊。第二天，

第三天，第四天，还是一样。我喊破喉咙，也只有那个叫阿月的男孩过来，等着我给他糖吃。

糖吃完了，他就不来了。我开始怀疑，这个任务根本完不成。第五天晚上，我躺在床上，

听着外面的风声，忽然听到一阵声音。不是风声。是歌声。很远，很轻，飘飘忽忽的，

像是从山那边传过来的。我听不懂唱的是什么，但那调子很怪，不像革命歌曲那么昂扬，

也不像山歌那么嘹亮，而是低低的，沉沉的，像有人在哭。我爬起来，走到窗边，往外看。

寨子里黑漆漆的，没有灯，没有人。但那歌声还在，忽远忽近，听不出是从哪个方向传来的。

我站了很久，直到歌声消失，才回到床上。那一夜，我没睡着。二、第六天，

我终于逮着机会了。早上我去挑水，在井边碰到一个中年女人。她蹲在井边洗衣服，

背对着我，一边洗一边哼着什么。我走过去，站在她身后，听了一会儿。她哼的调子，

和那天晚上听到的一样。“大嫂。”我开口。她吓了一跳，猛地转过身，差点掉进井里。

我赶紧伸手去拉，她往后一缩，躲开我的手，瞪着我看。“对不起对不起，”我举起双手，

“我不是故意的。我就是想问，你刚才唱的什么？”她看着我，不说话。“是山歌吗？

”我问，“还是什么别的？”她还是不说话，但脸上的表情变了一下。很快，

快得我以为是自己看错了。然后她低下头，继续洗衣服。我站在那儿，等了一会儿，

没等到回答，只好走了。但我知道，我找到了一个突破口。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睁着眼，

等着。等到寨子里的灯都熄了，等到月亮升到半空中，等到山里的鸟都不叫了，

那歌声又响起来了。这回我听清了，是从寨子东头传来的。我爬起来，穿上鞋，

轻手轻脚地推开门，往东头走。走了几十步，歌声停了。我停下来，等了一会儿，又往前走。

走了几步，歌声又响起来。这回更近了。我循着声音，走到一座木楼前。木楼里亮着灯。

灯光从竹篾缝里漏出来，在地上画出一道道的条纹。歌声就是从这里面传出来的。

我站在门口，听了一会儿。是一个女人在唱。唱的什么，我听不懂，但那声音，那调子，

像一根细线，往我心里钻。门忽然开了。我吓了一跳，往后退了一步。门口站着一个人。

是白天那个洗衣服的女人。她看着我，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

但什么都说不出来。她侧开身子，让出一条路。我愣在那儿，没动。她等了一会儿，

又侧了侧身子。这回我听懂了。她让我进去。三、木楼里坐着七八个人。有老人，有中年，

有年轻女人，就是没有男人。他们围坐在火塘边，火塘里烧着柴，

火光把他们的脸照得忽明忽暗。没人说话。所有人都看着我。我站在门口，

不知道该进还是该退。那个洗衣服的女人从我身后走过来，在火塘边坐下。她抬起头，

看着我，开口说了一句话。是普通话。“进来，关门。”我愣住了。她会说普通话？不，

不是会不会的问题。她说得太好了，字正腔圆，比我还标准。我走进去，把门关上，

在火塘边找了个空位坐下。没人说话。火塘里的柴噼啪作响，火星子往上窜。过了很久，

一个老人开口了。也是普通话。“你是县里派来的？”我点头。“来干什么的？

”“教……教普通话。”老人看了我一眼，那眼神，我读不懂。“教普通话。

”他重复了一遍，然后笑了。笑得很轻，很短，嘴角动了一下，就收回去了。“你知道，

”他说，“我们都会说普通话吗？”我又愣住了。都会说？那这些天——我猛地站起来，

看着周围的人。他们看着我，还是那副表情。不是愤怒，不是戒备，是——我终于看懂了。

是悲悯。像看一个傻子，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傻子。“那你们为什么——”我说。

“为什么不学？”老人替我说完，“因为我们不想学。”我张了张嘴。“你听，”老人说，

“外面有什么？”我侧耳听。外面只有风声，还有山里的夜鸟在叫。

“什么都没——”我还没说完，忽然意识到不对。外面，没有歌声。刚才还响着的歌声，

现在停了。“他们在等你。”老人说，“等你走了，再唱。”我看着他。“那首歌，”他说，

“是我们的古歌。传了六百多年了。寨子里每个人都会唱。唱的是我们怎么来的，

怎么活下来的，怎么死去的。”他顿了顿。“但只能晚上唱。只能在屋里唱。

只能我们自己人听。”我忽然想起白天那些人的眼神，想起阿月含在嘴里的糖，

想起那个洗衣服的女人躲开我的手。我明白了。“你们怕，”我说，“怕我听了，回去报告？

”老人没说话。但他的沉默，就是答案。我站在火塘边，看着那七八个人。他们也看着我。

火塘里的柴快烧完了，火苗越来越小，光线越来越暗。“我不会报告的。”我说。没人接话。

“我是来教普通话的，”我说，“不是来——”“我知道。”老人打断我，“你是好人。

但好人也会说漏嘴。”我沉默。他说的对。好人也会说漏嘴。“那你们，”我说，

“为什么今晚让我进来？”老人看着我，看了很久。然后他叹了口气。“因为阿月。”阿月？

那个吃糖的男孩？“他是我们寨子里最后一个孩子。”老人说，“他的阿爸阿妈，都死了。

三年前死的。”“怎么死的？”老人没回答。周围的人低下了头。“我们老了。”老人说，

“年轻人想出去，出去了就不回来。阿月是最后一个。他要是也不回来，这个寨子就没了。

”我听着，没说话。“他想学。”老人说，“想学你说的那个普通话。学了，就能出去。

”我看向周围的人。他们还是低着头。“所以，”我说，“你们让我进来，是想让我教他？

”老人点点头。“但你们不想让其他人学？”老人又点点头。我看着他们，看了很久。

火塘里的最后一根柴烧完了，火苗跳了几下，熄了。屋里一片漆黑。黑暗中，

我听到老人的声音：“你教不教？”四、我开始教阿月说普通话。白天，我在晒谷场上喊，

那些大人该抽烟抽烟，该干活干活，没人理我。但晚上，等寨子里的灯都熄了，

阿月会从后门溜进我的木楼，蹲在煤油灯下，跟我学。他很聪明。学得很快。“老师，

”他问我，“这个字怎么读？”“老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老师，你说外面的世界，

是什么样的？”我给他讲县城，讲汽车，讲电灯，讲那些他从来没见过的东西。他听着，

眼睛亮亮的，像两颗星星。一个月后，他已经能说很流利的普通话了。“老师，”他说，

“我能出去了吗？”我看着他，想了想，说：“再等等。多学一点，出去不吃亏。

”他点点头，继续学。但我知道，他等不了太久。因为他越来越瘦。不是因为没吃的。

是因为他心里有事。那天晚上，他学完字，没走。他坐在竹床边，低着头，半天不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