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山外

我是商业联姻里最听话的工具人，婚后三年谨遵本分，从不打扰那位高高在上的丈夫。

直到他的白月光离婚回国，他连夜搬出我们的婚房。我平静地签下离婚协议，

拿走自己应得的财产，从此人间蒸发。所有人都以为我会在某个角落痛不欲生，

却不知我早已涅槃重生。后来，那个高傲的男人发疯似地找我，在财经杂志上看到我的专访。

记者问及成功秘诀，我轻抚无名指上的新戒指，笑得温柔：“多亏前夫放手，

我才学会怎么爱自己。”杂志落地的瞬间，他终于明白——恨海情天里，

先上岸的从来不是他。---一、婚约我嫁给傅经年的那天，上海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

婚纱是傅家派人送来的，尺寸分毫不差，像是用尺子量过我的骨架。我对着镜子整理裙摆，

镜中人妆容精致，眉眼温顺，像一个完美的工具人该有的样子。婚礼在傅家老宅的偏厅举行，

没有宾客，只有双方律师和几位见证人。傅经年站在我对面，西装笔挺，神色淡漠，

像在签署一份无关紧要的商业合同。“我愿意。”他说。“我愿意。”我说。

我们在结婚证上签字，合影，然后各自离开。他甚至没有多看我一眼。那天下着雪，

我站在老宅门口等了二十分钟，才意识到他不会送我了。我自己叫了车，

回到那栋他名下、从此将写上我名字的婚房。那是一栋位于陆家嘴的顶层公寓，

落地窗外是黄浦江的夜景。我提着行李箱走进门，客厅的灯亮着，玄关处放着一双男士皮鞋。

我以为他在。可当我走进客厅，只看到茶几上的一张便签：“主卧我用，你住客卧。

互不打扰。”字迹凌厉，像他这个人。我盯着那张便签看了很久，然后把行李搬进了客卧。

客卧很小，只有一张床和一个衣柜，但有一扇朝南的窗。我拉开窗帘，看着窗外万家灯火，

忽然想起我妈临终前跟我说的话。“囡囡，以后要找个对你好的人。

”我对着窗玻璃上的倒影笑了笑。那个人不会是我丈夫。傅经年大我七岁。我第一次见他，

是在我爸的葬礼上。他穿一身黑西装，站在灵堂角落，

表情淡漠得像在参加一个陌生人的追悼会。葬礼结束后，他找到我，递给我一张名片。

“傅经年，”他说，“你父亲的生意，以后我来处理。”我当时不知道“处理”是什么意思。

后来才知道，我爸的公司欠了一屁股债，

而我爸的朋友们——包括我那个刚刚丧夫的继母——没有一个愿意管我。

傅经年是唯一一个站出来的。他说：“你嫁给我，债务我来背，你继续过你的日子。

”那年我二十一岁，刚大学毕业，站在我爸的灵堂里，

听着这个陌生男人用谈生意的语气向我求婚。我问他：“你喜欢我吗？”他看了我一眼，

那眼神让我明白，这个问题有多可笑。“不喜欢，”他说，“但我会对你负责。”负责。

一个多体面的词。我没有拒绝的资格。我爸的债主已经堵在门口，

继母卷走了家里最后一点钱，我连下个月的房租都付不起。“好。”我说。傅经年点点头，

像是在确认一桩买卖谈妥了。“婚后你住在我的公寓里，需要什么跟管家说。我的事你别管，

你的事我不过问。”“明白。”他看了我一眼，眼神里似乎有什么东西闪了闪，

但很快就消失了。“那好，”他说，“下周去领证。”三年。我在那间客卧里住了三年。

傅经年是个很守信用的人。他说互不打扰，就真的没有打扰过我。他每天早出晚归，

偶尔回来得早，会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我们在一个屋檐下生活，见面的次数却屈指可数。

第一年，我试着讨好他。我学做饭，做了一桌子菜等他回来。他回来得很晚，菜已经凉透。

他看到餐桌上的菜，愣了一下，然后说：“不用等我，你自己吃。”第二天，

他把一张信用卡放在我面前：“想吃什么自己买，别费这个心。”我收起卡，没再做过饭。

第二年，我试着了解他。我从杂志上剪下他的采访，从网上搜他的新闻。

我知道他是傅氏集团最年轻的副总裁，知道他在商界雷厉风行，

知道他有一个青梅竹马的白月光，叫宋清宁。宋清宁的照片我见过，在一本财经杂志上。

那期杂志的封面是傅经年，内页有一张他和一个女人的合影，

配文写“傅氏副总裁与未婚妻宋清宁小姐出席慈善晚宴”。未婚妻。我盯着那个词看了很久，

然后把杂志合上了。后来我才知道，那期杂志发行后没多久，宋清宁就出国了。

她嫁给了一个美国人，傅经年一个人出席了第二个月的董事会。再后来，他娶了我。第三年，

我学会了一个人生活。我找了份工作，在一家设计公司做文案。薪水不高，但够我花。

傅经年给我的卡我从来没动过，存在抽屉里，像一张荣誉证书。每天早上七点，我起床，

做早餐，自己吃完出门。傅经年的作息我不清楚，但厨房里的东西从没少过，

我猜他不吃早餐。每天晚上九点，我下班回家，客厅的灯有时亮着有时暗着。亮着的时候，

我知道他在书房，我会轻手轻脚地走进自己的房间，关上门。我们像两个陌生人合租，

唯一的区别是不用付房租。有时我会想，傅经年是不是已经忘了他有个妻子。后来我发现，

他真的会忘。有一次我在客厅看电视，他推门进来，看到我，愣了一下，

问：“你怎么在这儿？”“我住这儿。”我说。他沉默了几秒，点点头，走进了书房。

那一刻，我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后来想想，大概是因为我对他而言，

真的只是个工具人吧。工具人不需要有存在感。工具人最好隐形。工具人不该期待什么。

可我还是期待过。那是我嫁给他第二年的事了。那天是他的生日，我不知道他从不过生日，

做了一碗长寿面等他回来。他回来的时候已经过了十二点。

看到餐桌上的面和旁边点着的蜡烛，他皱了皱眉。“今天是我生日？”他问。“嗯。

”我站起来，有点紧张，“面可能坨了，要不我再做一碗？”他没说话，走到餐桌前坐下，

拿起筷子吃了一口。我站在旁边，心跳得很快。他吃完了那碗面，放下筷子，抬头看我。

“谢谢，”他说，“以后不用了。”然后他起身，上楼，没有回头。我站在空荡荡的餐厅里，

看着那个空碗，忽然觉得自己很可笑。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是宋清宁的生日。她比他小一岁，

他们从小一起长大。他每年这一天都会陪她过，出国以后也会视频。

我挑了一个不该挑的日子。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给他做过任何东西。

工具人终于学会了本分。二、清宁宋清宁离婚的消息，我是从新闻上看到的。

那天我照常下班回家，电梯里的电视正在放娱乐新闻。我本来没注意，直到听到一个名字。

“据悉，旅美华人宋清宁女士已于日前与丈夫协议离婚，或将近期回国……”我盯着屏幕，

看着那个穿着白裙子的女人从机场走出来，对着镜头微笑。她很美。

那种美不是我这种普通人能比的。她像是从画里走出来的，眉眼精致，气质温婉，

连挥手都带着优雅。

新闻里说她是“著名钢琴家”“名媛”“傅氏集团副总裁傅经年的青梅竹马”。

我站在电梯里，看着她的笑容，忽然明白了一件事。我该走了。那天晚上，傅经年没有回来。

第二天也没有。第三天，管家打来电话，说先生这几天有事，让我照顾好自己。我说好。

第四天，我下班回家，看到主卧的门开着。傅经年站在衣柜前，正在收拾行李。

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他回过头来，看到我，眼神一如既往地淡漠。“清宁回来了，”他说，

“我过去陪她几天。”我点点头：“好。”他顿了顿，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都没说，

继续收拾东西。我转身准备回房，却听到他开口了。“林蘅。

”这是三年来他第一次叫我的名字。我回头。他看着我，表情有些复杂，但只是一瞬，

就恢复了平静。“离婚的事，我会让律师跟你谈。”我说好。他拎着行李箱从我身边走过。

走到门口时，他停了一下，没有回头。“公寓留给你，钱也会给够。”然后门关上了。

我站在原地，听着他的脚步声越来越远，然后消失在电梯里。那天晚上，

我一个人坐在客厅里，看着窗外的黄浦江发呆。三年了。我以为自己早就做好了准备。

我以为自己足够清醒，足够冷静，足够明白这场婚姻的本质。可当这一刻真的来临，

我还是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空了。不是难过，不是愤怒，只是一种奇怪的……空。

就像住了一间房三年，忽然被告知要搬走。房子从来不是我的，我知道。

可我在里面住了三年，墙上贴过墙纸，窗台养过多肉，阳光照进来的时候，

我会躺在沙发上发呆。那是我一个人的家。现在，这个家也要没有了。我在客厅里坐了一夜。

天亮的时候，律师来了。他递给我一份离婚协议，条款列得很清楚：公寓归我，

外加一笔足够我下半辈子衣食无忧的赡养费。“傅先生说，有什么要求您可以提。

”我翻了翻协议，拿起笔，签了字。律师愣了一下：“林小姐，您不看看吗？”“不用了，

”我把协议推回去，“就这样吧。”律师走后，我站在客厅中央，环顾四周。

这间公寓的装修是傅经年找设计师做的，处处透着“昂贵”两个字。

可那些昂贵的家具和摆设，没有一样是我选的。我走进客卧，开始收拾东西。三年了，

我的东西少得可怜。几件换洗衣服，几本书，一个笔记本电脑，一个相框。

相框里是我妈的照片，那是她唯一留给我的东西。我把相框装进包里，

最后看了一眼这间住了三年的小房间。窗台上的多肉还在。那是去年我在花市买的，

十五块钱三盆，养了一年，死了一盆，剩两盆活得挺好。我想了想，

把两盆多肉也装进了包里。临走前，我在客厅的茶几上留下了一张纸条。

“钥匙在门口柜子上。林蘅。”然后我拖着行李箱，走出了那扇门。

三、新生离开傅经年之后，我去了杭州。选杭州没有特别的原因。只是那天我站在火车站，

看到去杭州的列车即将出发，就买了票。一小时二十分钟后，我站在杭州东站的出站口，

深吸一口气。空气里有桂花香。那是九月，杭州最好的季节。我拖着行李箱走出车站，

不知道去哪里，就先找了个咖啡店坐下。咖啡店的WiFi很快，我打开手机，开始找房子。

三天后，我在城西租了一间小公寓。四十平，一室一厅，月租两千八。房间朝北，没有阳光，

但有一个小阳台，正好放下我的两盆多肉。安顿下来之后，我开始找工作。面试了几家公司，

最后进了一家小的设计工作室。老板是个三十多岁的女人，短发，抽烟，说话直接。

“我看过你的作品，还行，”她说，“但没什么灵气。愿意学吗？”我说愿意。

她点点头：“那就从最基础的做起。工资不高，够活。”我就这样开始了新生活。

工作室不大，加上我只有七个人。每个人都很忙，没时间管别人的闲事。没人问我的过去，

我也从来不提。每天早上八点起床，做早餐，挤地铁，九点到公司。晚上加班是常事，

有时到家已经过了十点。周末偶尔和同事吃饭，偶尔一个人去西湖边坐坐。日子过得很简单。

简单到有时候我会想，这三年是不是一场梦。我从来没跟人提过傅经年。不是刻意隐瞒，

只是觉得没必要。“林蘅”这个名字在傅经年的世界里，只是一个写在结婚证上的符号。

离开那个符号，我什么都不是。可现在，这个什么都不是的人，正在一点一点学着做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