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穿着红花棉袄

一煤炉上的铝锅咕嘟咕嘟冒着白气，我盯着那些翻滚的水泡，数到第七十三个的时候，

身后的门开了。“醒了？”我没回头。锅里的红薯稀饭正在收汁，焦甜的香气混着柴火味，

熏得人眼眶发酸。这味道我闻过太多次了——三十七年前，

我缩在灶台边等着喝这碗稀饭；三十七年后，我又坐在这里，用同一口锅，熬同一锅饭。

炉火映在手背上，皮肤光洁，没有老年斑，没有青筋虬结。我摊开手掌，五指修长，

骨节分明。二十七岁的手。灶台上贴着一张红纸，巴掌大小，边角已经卷起。

上头用毛笔写着几行字：腊月二十三，扫尘。腊月二十四，祭灶。腊月二十五，磨豆腐。

腊月二十六，杀猪。腊月二十七，赶集。腊月二十八，把面发。腊月二十九，蒸馒头。

三十晚上熬一宿，大年初一扭一扭。这是童谣。槐树村的老老少少都会念。但没人知道，

这童谣的后头，还有几句——三十晚上莫高声，祖宗回来莫点灯。饺子出锅数三遍，

少了一个不成眠。初一早起莫照镜，镜里有你也有影。影子里头藏着谁，千万别问第三回。

我三十二岁那年，在村东头的沈寡妇家听见这几句。她念完就咽了气，眼睛瞪得老大，

盯着房梁。我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梁上什么也没有，只有一根落满灰的麻绳。第二天，

沈寡妇的尸体不见了。棺材里躺着她三岁的儿子，穿着她的寿衣。那是三十七年前的事。

现在，我又回来了。后头传来脚步声，踩在泥地上，闷闷的。我没回头，但我知道是谁。

“娘。”那个字从喉咙里滚出来，像吞了一块烧红的炭。背后的人顿了一下。然后是一声笑，

熟悉的，带着点沙哑：“醒了就好。锅里是什么？”“红薯稀饭。”“你爹不爱吃红薯。

”她绕过我，掀开锅盖，白气腾起来，模糊了她的脸。我看不清她的表情，

只看见她的手——枯瘦，指甲缝里带着泥，指节粗大，和她活着的时候一模一样。不，

不是“活着的时候”。她还活着。在这个腊月的清晨，在三十七年前的那个早晨，她还活着。

我把手伸进裤兜，摸到那张纸。纸是昨天夜里出现在枕头边的，折成四方块，边角压得平整。

我借着月光打开，上头只有三行字：第一次，是意外。第二次，是选择。第三次，是缘分。

别回头。没有落款。纸是老纸，发黄，脆得快要裂开，和我三十二岁那年见过的那种纸一样。

那年腊月二十八，村口的王瞎子塞给我一张纸，上头写着一个日子、一个时辰，

说这是我“走的时候”。我撕了纸，骂他放屁。第二天，他吊死在村口的歪脖子树上。

三天后，我的女儿丢了。三十七年。我活了六十四年，死在了六十四岁那年的除夕夜。

死因是心肌梗死，医生说。我一个人躺在县城医院的病床上，窗外有人在放烟花，砰的一声，

又砰的一声，红的绿的照亮了半边天。然后我睁眼，躺在这张土炕上，二十七岁的身体，

三十七年前的腊月。锅里的稀饭盛起来了。我把碗端到堂屋的方桌上，

桌子正中间摆着一碟腊八蒜，一碟腌萝卜，一碟炸花生米。筷子是三双，摆得整整齐齐。

“你爹去村口了。”娘端着碗出来，在我对面坐下，“今天赶集，买年货。”赶集。

腊月二十七。我的手指抽了一下。村规第一条：腊月二十七赶集，必须在太阳落山前回家。

谁在日落后进村，谁就不必再进村。这条规矩我从小就知道。但从来没人解释过为什么。

小时候问爹，爹瞪我一眼：“哪有那么多为什么？老祖宗传下来的。”问娘，娘把我拽进屋，

压低声音说：“天黑以后，集上卖的就不是给活人的东西了。”我当时不懂。后来懂了。

后来——“发什么呆？”娘把筷子塞到我手里，“快吃，吃完了跟你爹一起去集上，

买两刀烧纸，再去王裁缝那儿把棉袄取了。”我低头扒饭。红薯的甜味在嘴里化开，

和记忆中一模一样。眼眶又有些发酸，我使劲眨了眨眼，没让它落下来。吃完饭，我出了门。

槐树村和我记忆中一模一样。土路，土墙，土坯房。几棵老槐树光秃秃地立着，

枝丫上蹲着几只黑老鸹，见我出来，扑棱棱飞走了。空气里有硝烟味，

有人已经开始放鞭炮了。我往村口走。走着走着，脚步慢了下来。村口的老歪脖子树还在。

树下站着一个人。不是我爹。是个女人。她背对着我，穿一件灰扑扑的棉袄，

头发用头巾裹着，看不清脸。但那个背影，那个站姿，

那个微微向左倾斜的肩膀——我的脚步钉在了地上。她转过身来。阳光从她身后照过来，

她的脸在阴影里，但我看得清清楚楚。那张脸我看了三十七年。

那张脸我对着照片哭了三十七年。暖暖。我的女儿。她站在那里，五岁，穿着那件红花棉袄，

扎着两个小辫，辫梢系着红头绳。和我记忆中一模一样——和三十七年前那个腊月二十七，

她最后一次出现在我面前时，一模一样。她看着我，笑了。然后她张嘴，说了四个字。

隔得太远，我听不见。但我知道她说什么。因为三十七年前，她被人抱走的那一刻，

说的就是这四个字——“爹，我冷。”二我迈步朝她走过去。走了三步，

身后有人喊我的名字。“栓子！”是我爹。他扛着一根扁担，两头挂着空箩筐，

正从村里出来。他经过我身边，顺着我的目光往前看，皱了皱眉：“看啥呢？走啊，

再晚集上没好位置了。”我再回头。歪脖子树下空荡荡的，只有几只老鸹在地上啄食。

我爹已经走远了。我站在原地，盯着那棵树看了很久。树干上有一道深深的勒痕，

是吊死过人的痕迹。王瞎子当年就是吊在这上头。他死的那天，也是腊月二十七。

我跟上我爹，往村外走。槐树村的集市在村东头三里外的河滩上。

腊月二十七是年前最后一个大集，四里八乡的人都来。卖年画的，卖对联的，卖吃食的，

卖衣裳的，还有耍把式的，唱戏的，挤得满满当当。我跟在我爹后头，走过一个又一个摊位。

卖肉的案板上摆着半边猪，白花花的膘，红艳艳的肉，刀剁在案板上砰砰响。

卖鱼的盆里游着几条大鲤鱼，尾巴甩出水花。卖糖人的老汉捏着一条龙，活灵活现。

一切都和我记忆中一样。连那些人的脸都一样——三十七年前，

他们就这样站在这里；三十七年后，他们还站在这里。只是年轻了三十七岁。

我爹在一个卖烧纸的摊位前停下来，和摊主讨价还价。我站在一旁，目光扫过人群。

然后我看见了那个人。他站在一个卖面具的摊子前头，背对着我。穿着一件黑棉袄，

洗得发白，但干净。个子不高，背有些驼。他在挑面具。

摊子上挂着各种各样的面具——孙悟空、猪八戒、关公、张飞，还有画着红脸蛋的娃娃脸。

他的手伸出去，在一张关公脸和一张白脸鬼面之间犹豫了一下，最后拿起了那张鬼面。

惨白的脸，血红的嘴唇，眼角往上挑，眉心一点红。他把面具举起来，凑到脸前，

慢慢转过来——我和他对上了眼。那张脸。我认识那张脸。三十七年前，腊月二十八的夜里，

有人敲我家的门。我开门，外头站着一个人，戴着一张白脸鬼面的面具。他递给我一张纸，

纸上写着一个名字、一个时辰。他说：“你家暖暖，这个时辰生的。”我问他你是谁。

他没说话，转身走了，消失在黑夜里。第二天，暖暖丢了。现在，他就站在我面前，

隔着三十七年的时光，隔着二十多步的距离。他举着那张面具，面具后头的脸，

我看得清清楚楚。四十来岁，瘦长脸，眉毛很淡，眼睛细长。我从未见过这张脸。

但我知道他。“栓子！”我爹喊我，“发什么愣？过来帮我抬一下。”我回过头。

我爹已经买好了烧纸，正蹲在地上往箩筐里装。我走过去帮他抬。再回头时，

那个摊位前头已经空了。卖面具的老汉正在收拾摊子，我跑过去问：“大爷，刚才那个人呢？

”“哪个人？”“买面具那个，穿黑棉袄的。”老汉看了我一眼，

眼神有点奇怪：“什么黑棉袄？刚才这摊子前头就你一个人站了半天，

我还以为你想买面具呢。”我愣了一下。“你没事吧？”老汉凑近了些，压低声音，

“小伙子，听我一句劝，赶紧回家。日头要落了。”我抬头看天。太阳已经偏西，

离山头还有一竿子高。但集上的人已经开始散了。摊位在收，东西在装车，

人群往四面八方走。没有人说话，没有人笑，只有急促的脚步声，沙沙沙，

像无数只脚踩在沙地上。“爹。”我回头找我爹。我爹站在三丈开外，背对着我，

正在往扁担上系箩筐。“爹。”他没回头。我朝他走过去。走了两步，肩膀被人拍了一下。

我回头。一张白脸。血红的嘴唇。上挑的眼角。眉心的红点。面具就杵在我脸前头，

离我不到一尺。我猛地后退一步。面具后头传来一声笑，闷闷的，像从地底下传上来。

“别回头。”他说。然后他转身走了。我站在原地，看着那个背影消失在人群里。黑棉袄，

微微驼背，走路的姿势有点跛，右脚拖着走。“栓子！”我爹的声音。这回是真的。

他已经把箩筐挑起来了，正站在三丈开外冲我喊：“快走！太阳要落了！

”我最后看了一眼那个人消失的方向，然后跟着我爹，往村子的方向跑。

我们跑进村口的时候，太阳刚刚落到山后头。最后一缕光消失的那一刻，

我回头看了一眼村外。河滩的方向，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但我知道，那个戴面具的人，

就在那里。三夜里我睡不着。土炕烧得热，炕席底下铺着麦草，硌得后背发痒。

我爹睡在另一头，鼾声如雷。三十七年前他就是这样打鼾的，三十七年后一点没变。

我睁着眼，盯着房梁。梁上挂着一串干辣椒，还有几辫子蒜。月光从窗纸透进来，

在地上画出一个灰白的方块。“爹，我冷。”暖暖的声音又在耳边响起来。我闭上眼。

三十七年前的画面一帧一帧地过——那天早上她穿着红花棉袄出门，说是去村口找小伙伴玩。

中午没回来吃饭。下午没回来。天黑以后，全村人打着火把去找，找遍了村里村外，

沟沟坎坎，连个影子都没有。报了警。警察来了又走，走了又来。没有结果。

我娘从那以后就疯了。成天坐在村口等，等了一年，腊月二十八那天，

她穿上暖暖那件红花棉袄，吊死在那棵歪脖子树上。我爹活到七十三，

死的时候还在念叨暖暖的名字。后来我离开槐树村，去了县城，成了家，有了儿子。

儿子长大，娶妻，生子。孙子三岁的时候，我老伴走了。我一个人住，一个人吃饭，

一个人看电视。每年腊月二十八，我都会回一趟槐树村，在娘的坟前烧几张纸，

在那棵歪脖子树下站一会儿。六十四岁那年除夕，我死在医院。临死前那一刻，

我脑子里最后一个念头是：暖暖要是活着，也该四十多了。然后我睁开眼，回到了这里。

第一次。我摸出裤兜里那张纸。纸还在，边角更皱了。我凑到月光底下看，那三行字还在，

但下头又多了一行小字：你已经看到了她。别找。笔迹和上头的不同，更潦草，

像是有人后加上去的。谁加的？什么时候加的？我把纸叠好，塞回兜里。然后坐起来，

披上棉袄，下了炕。堂屋的门虚掩着。我推门出去，院子里一片白花花的月光。

柴垛、鸡窝、压水井，都蒙着一层银灰。空气冷得扎鼻子，吸一口气，肺里都跟着疼。

我绕过柴垛，推开后院的门。后院的墙根底下，有一座小小的坟。那是暖暖的衣冠冢。

当年找不到人，我娘非说要有个地方让她回来，就在后院埋了一套她穿过的旧衣裳，

堆了个土包。土包还在，和记忆中一样大。但土包前头蹲着一个人。她蹲在那里，背对着我，

红花棉袄在月光下像一团凝固的血。我站在原地，没有动。她慢慢站起来，转过身。五岁。

扎着两个小辫。辫梢系着红头绳。脸上带着笑。眼睛直直地看着我。“爹。”她说。

声音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又像从很近的地方，就在耳朵边上，“你怎么不来找我？

”我张了张嘴，喉咙里像堵着一团棉花。“我找了你三十七年。”我说。她歪了歪头，

像是不太明白“三十七年”是什么意思。然后她又笑了：“你骗人。你明明就在这儿。

我天天都看见你。”“在哪儿？”“在这儿。”她指了指脚下的土包，“你每年都来。

你坐在我上头哭。你的眼泪流下来，我就能喝到。”我的后背窜起一股寒意。

“你是……暖暖？”“我不是暖暖。”她笑了，“我是暖暖的东西。暖暖走了以后，

留下来的东西。”“暖暖去哪儿了？”她没回答。她抬起头，看着天。月亮又大又圆，

像一只白眼睛，悬在头顶。“爹。”她说，“你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腊月二十七。

”“明天呢？”“腊月二十八。”她点点头，低下头来，又看着我。月光照在她脸上，

那张脸还是五岁的脸，但我忽然觉得陌生。她的眼睛太黑了，黑得没有光，像两个洞。

“明天，”她说，“你会见到一个人。他会给你一张纸。纸上会写着一个名字、一个时辰。

”她说完，转过身，走向那座小小的坟。走了两步，停下来，没回头。“爹。那个名字，

是我的。”她蹲下去，趴在地上，开始往土里钻。红花棉袄一点一点沉下去，先是腿，

然后是身子，然后是头。最后一只手留在外头，朝我挥了挥，也沉下去了。土包恢复了原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