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婚纱照那天墙里伸出只手拇指上的疤像极了我失踪父亲

第一章 婚纱照1987年10月18日，清晨六点十七分。

林小满是被搪瓷杯的震动声吵醒的。那只印着“抓革命促生产”红字的搪瓷杯，

在床头柜上嗡嗡地颤着，杯里的水荡出一圈一圈的涟漪。她翻了个身，

把被子蒙住头——三公里外那个废弃车间，又有人在违规启动空压机。

这声音像一根埋在她耳蜗里的钢筋，三十年了，雷打不动。今天不行，今天她要拍婚纱照。

未婚夫张建国是厂宣传干事的弟弟，托人从市里借来一台海鸥DF相机，说要拍“工业风”。

林小满不懂什么叫工业风，张建国说就是找那种破破烂烂的厂房当背景，显得前卫。

她心想前卫个屁，不就是穷吗，去照相馆要二十块钱，自己拍能省下十五。她起床，

对着镜子梳头。镜子里的人二十四岁，眉眼还算清秀，

就是眼底下有两团青黑——最近老做梦，梦见小时候父亲教她画图纸，

三棱尺在纸上压出一道一道的线，父亲说：“小满，你看，这个角度是55度，记住了，

55度是齿轮的标准啮合角。”她哪里还记得住。父亲走的时候她才两岁，

那些画面不过是母亲反复念叨的碎片，在脑子里发酵成了梦。张建国八点准时来接她，

骑着二八大杠，后座绑着个军绿色帆布包，相机就在里头。林小满坐上后座，

一只手搂着他的腰，车从家属区穿出去，经过厂部大楼、职工食堂、灯光球场，

最后拐进一条坑坑洼洼的土路。路的尽头，是那排灰扑扑的车间。“就是这儿？

”林小满看着那几栋红砖房子，屋顶的瓦片塌了一半，

山墙上还刷着“工业学大庆”的白灰标语，“这也太破了。”“你不懂，这叫颓废美。

”张建国支好车，从包里掏出相机，“上海来的摄影师都这么拍，拿那些废旧厂房当背景，

时髦着呢。”林小满撇撇嘴，跟着他往里走。车间的大门是虚掩的，

一条锈迹斑斑的铁链挂在门鼻上，锁却不知去哪了。张建国推开一扇门，吱呀一声，

里头涌出一股潮霉的、混着机油味的气息。林小满捂住鼻子，借着门口透进来的光，

看见里头立着十几台黑乎乎的机器，像一群蹲着的巨兽。“这能拍吗？黑咕隆咚的。”“能，

咱用闪光灯。”张建国从包里掏出一个方盒子，往相机上一插，“你往那边站，

靠那台大机器，摆个姿势。”林小满穿着借来的白色婚纱，裙摆拖在地上，

小心翼翼地绕过地上的油污和碎砖，走到一台最大的机床前。这台机床比别的都高，

床身是铸铁的，摸上去冰凉，上面落满了灰。她靠上去，

白色的纱和黑色的铁形成刺眼的对比。“好，别动！”张建国举起相机，眯起一只眼，

“笑一个！”镁光灯闪起的瞬间，林小满看见张建国的脸僵住了。不是那种拍照时的绷着，

是真的僵住了——嘴张着，眼睛瞪得老大，相机从他手里滑下来，挂在脖子上晃荡。

他盯着林小满身后的墙，手指起来，嘴唇哆嗦着，一个字都说不出来。“怎么了？

”林小满转过身。墙是红砖砌的，外头抹着水泥，但水泥已经大片大片地剥落，

露出里头的砖缝。就在她刚才靠着的机床后头，那面墙上，有一道从上到下裂开的缝隙，

大概有两指宽。裂缝里，伸出一只手。一只蜡黄色的、半透明的手。五根手指微微蜷曲着，

像是在朝她抓来。林小满的脑子嗡的一声，腿一软，一屁股坐到地上。婚纱的裙摆散开，

她坐在机油和灰尘里，想喊，喊不出来。“快、快跑……”张建国终于挤出两个字，

转身往外跑，铁链子哗啦一声响。林小满想爬起来，腿不听使唤。她只能手脚并用地往后挪，

眼睛却死死盯着那只手。手指的指甲还在，灰白色的，有一个指甲劈了一半。拇指的指肚上，

有一道弯弯的疤——像小时候被斧头砍过的那种疤。她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画面。

母亲给她看的那张照片，黑白泛黄的，照片上的人穿着工装，站在一台机床前，手扶着摇把。

母亲指着照片说：“你爸的手可巧了，会修表，会打家具。就是拇指上这个疤，

是那年盖房子时让斧头崩的。你看，像个月牙。”像个月牙。林小满不知道哪来的力气，

一下子爬起来，跌跌撞撞地往外跑。跑到门口的时候，一头撞在一个人身上。那人纹丝不动，

像根桩子。林小满抬起头，看见一张老人的脸。七十多岁的样子，满脸褶子，眼窝深陷，

头发全白了。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工装，胸口还别着一枚毛主席像章。他也在看那只手。

不是惊恐，不是好奇，是……林小满说不出来那种眼神，像是在看一个等了很久很久的人。

老人的嘴唇动了动，声音沙哑，像是锈住的门轴：“温度到了……三十年了，他终于出来了。

”说完，他推开林小满，一步一步往里走。走到那只手跟前，他跪了下去。

---第二章 锈蚀的钟张建国跑到厂部保卫科报案的时候，腿还是软的。

保卫科长周正听了半天才听明白他说什么，放下手里的搪瓷杯，带着两个人去了废弃车间。

到那儿的时候，林小满正坐在车间门口的台阶上，婚纱上全是灰，脸上泪一道汗一道的。

周正认得她，厂办秘书科的，去年分来的大学生。她旁边站着个老人，工装旧得看不出颜色，

眼睛直愣愣地盯着车间里头，一句话不说。周正进去看了看，出来就变了脸色。

他让手下把车间门看好，谁也不许进，然后跑回厂部打电话。半小时后，

两辆绿色吉普车开进厂区，下来几个穿白大褂的人。其中一个戴着眼镜，看起来像个领导，

走到周正跟前问了几个问题，然后带着人进去了。

林小满被一个女民警带到旁边的空房子里问话。她讲了早晨的事——拍婚纱照，那只手，

老人的那句话。女民警问老人是谁，林小满只知道他姓钟，都叫他钟师傅，

是厂里的退休钳工，住在东边那排平房里。“他说什么？温度到了？”女民警记在本子上。

“嗯。”林小满点头，“他还说，三十年了，他终于出来了。

”女民警抬起头看她：“你认识那只手？”林小满摇头，又点头，最后还是摇头。

她不知道那只手算不算认识。她只看见那个拇指上的疤，像个月牙。下午的时候，

那个戴眼镜的领导找她谈话。他叫宋明，是市公安局的法医，也是这次现场勘查的负责人。

他问了她同样的问题，然后沉默了一会儿，说：“林同志，有件事需要告诉你。

”林小满的心跳了一下。“经过初步勘查，那具尸体的死亡时间，

大概在二十到二十五年之间。”宋明看着她，“我们调了厂里的档案，二十二年前，

也就是1965年的11月，你们厂报过一个失踪——一个叫林有成的工程师，就是你父亲。

”林小满的耳朵里嗡的一声，后面的话都听不见了。她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那间屋子的。

外头天已经黑了，十月的夜风凉飕飕的，吹在身上跟刀子一样。

她沿着厂区那条水泥路往家走，走几步，停一停，脑子里全是那只手。月牙形的疤。

她想起母亲。母亲要是知道了，会怎么样？走到家属区门口，一个人影从暗处走出来，

把她吓了一跳。是钟卫国，那个老人。他站在路灯照不到的阴影里，只看见一个佝偻的轮廓。

林小满看不清他的表情，只听见他的声音，比白天更哑了：“你跟我来。

”林小满站着没动：“去哪？”老人没回答，转身就走。他走得很快，

一点不像七十多岁的人。林小满犹豫了几秒钟，跟了上去。他带她去了那排东边的平房。

推开其中一间的门，拉亮灯，林小满看见一间很小的屋子，一张木板床，一张三屉桌，

一个脸盆架，墙上贴满了发黄的图纸。图纸上是各种机械零件的剖面图，

标着密密麻麻的数字。老人从床底下拖出一个木头箱子，打开，里头是一摞发黄的笔记本。

他拿出最上面那本，递给林小满。林小满接过来，翻开。

扉页上写着一行字：“工作日志 1965年 林有成”她的手开始抖。翻到最后一页，

那是1965年11月7日的记录。纸已经发脆，字迹有些模糊，

但她还是认出了那些字：“今晚11点，一切准备就绪。小满，爸爸对不起你。

”下面没有落款。林小满的眼泪啪嗒啪嗒掉在纸上。她抬起头想说什么，

却发现钟卫国不知道什么时候坐到了床上，两只手撑着膝盖，浑身在抖。

不是那种老人常见的哆嗦，是有规律的、像机器一样的颤动。一下，一下，一下。

她突然想起早晨那杯震动的搪瓷杯。空压机的频率。“钟师傅？”她喊了一声。老人抬起头，

浑浊的眼睛里有一种她看不懂的东西。他张开嘴，想说话，却只发出一阵含混的嗬嗬声。

然后他一头栽倒在地上。

---第三章 两个父亲钟卫国被送到厂职工医院的时候已经昏迷了。医生说可能是脑溢血，

要送市里的大医院。林小满站在急诊室门口，手里还攥着那本工作日志。她一夜没睡。

第二天一早，她去了厂部档案室。管档案的老刘头跟她熟，听她说是要查1965年的旧档，

皱起眉头：“那年的东西不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烧了不少。”“能找到多少算多少。

”老刘头带她进了里间，从靠墙的木头柜子里搬出几个发黄的牛皮纸档案袋。

林小满一个一个翻过去，大多是些生产报表、人事任免、技术革新的材料。

她找到一份《关于林有成同志失踪情况的调查报告》，保卫科写的，

落款是1965年12月3日。报告里说：林有成，男，时年45岁，厂技术科工程师，

于1965年11月7日晚离开家中，称去车间加班，此后下落不明。经调查，

当晚车间无人加班，无目击者，初步判断为畏罪潜逃。

下面用红笔批了几个字：此人长期与苏联专家过从甚密，怀疑有特务嫌疑，建议开除厂籍，

继续追查。批字的人，签名是“周大富”。林小满认得这个名字。周大富，厂保卫科科长，

1968年死在牛棚里，传说是畏罪自杀。他的儿子叫周正，就是昨天那个保卫科长。

她把那份报告折起来，揣进兜里。下午她去了市公安局，找到宋明。宋明在办公室里接待她，

给她倒了杯水。她没喝，直接问：“那个尸体，能不能确认身份？

”宋明沉默了一会儿：“还在做鉴定。尸体保存得很特殊，不是普通的腐败，

是尸蜡——就是脂肪组织在特定条件下变成的一种蜡状物。

这种情况需要密闭、缺氧、温度稳定的环境。我们初步判断，

那台机床后头的墙是后来砌上的，尸体应该是在1965年被砌进了夹层里。

”“能查到死因吗？”“暂时不能。尸蜡化太严重，软组织基本没法检验。

但有一个发现——”宋明拿出一张照片递给她，“这是在尸体手腕上发现的。”一只怀表。

银白色的表壳，已经氧化发黑，表盘上的玻璃碎了。指针停在11点07分的位置。

林小满把怀表翻过来，背面刻着一行小字，俄文的，她不认识。宋明说：“我们找人翻译了，

是‘赠给最亲爱的同志，苏联专家团，1960年’。这表是苏联基洛夫厂生产的胜利牌，

当年苏联专家来厂里援助的时候带过来的。”林小满脑子里飞快地转着：苏联专家，

1960年，1965年，父亲，苏联专家过从甚密……她想起那份报告上的那句批语。

“这个表的主人是谁？”宋明摇头：“还在查。但有一个线索——1965年冬天，

确实有一个苏联专家在你们厂去世。叫谢尔盖·伊万诺夫，40多岁，

死因是醉酒后冻死在路边。当时厂里报的是意外，苏联方面也没追究，

人就埋在厂区后头的荒地里。”“尸体呢？”林小满问。“没有开棺验过，不知道还在不在。

”林小满从公安局出来，天已经黑了。她没回家，去了医院。钟卫国还在昏迷，躺在病床上，

鼻子里插着氧气管，心电监护仪滴滴地响着。她坐在床边，看着那张布满皱纹的脸。

床头柜上放着一个老式搪瓷缸，印着“先进工作者”的红字。缸子旁边是一个布包，

护士说是钟卫国身上发现的，还没来得及收。林小满拿过来，打开。里头是一张照片。

黑白的，已经发黄，边角卷曲。照片上是两个人，都穿着工装，站在一台机床前。

左边那个年轻的，是钟卫国，那时候三十出头的样子，腰板挺直，脸上有光。

右边那个年长一些，四十多岁，眉眼看着有些眼熟。林小满把照片翻过来，

背面写着一行钢笔字：“1958年，师徒。有成兄存。”有成。林有成。

她盯着照片上那个中年男人的脸。那是她的父亲，

二十四年来只在母亲珍藏的那张照片里见过的父亲。他站在机床前，对着镜头笑。

林小满把照片贴在胸口，眼泪流了下来。---第四章 震颤第三天，钟卫国醒了。

林小满得到消息赶到医院的时候，他已经能靠坐在床上，眼睛望着窗外。他听见脚步声，

转过头来，看了她好一会儿，才说：“你来了。”林小满在他床边坐下，把那张照片拿出来，

放在他面前：“你和我爸，是师徒？”钟卫国看着照片，眼神变得很远。他沉默了很久，

久到林小满以为他不会回答了，他才开口：“你爸比我大八岁，技术比我好。

我刚进厂的时候，是他带的。”他的声音很慢，像锈住的齿轮在转动。“他是好人。技术好，

对人也好。我那会儿什么都不懂，他一点一点教。画图，磨刀，装夹，对刀……都教。他说，

卫国，钳工这行，靠的是手，但更要靠心。”林小满静静地听着。“1958年，

厂里搞技术革新，你爸带着我改了一台老机床。那台机床是日本人留下的，精度不行，

你爸硬是把它调好了。那年他评上先进，我也评上先进，咱俩一块儿照了这张相。

”他停了一下，喉结滚动。“后来，1960年，苏联专家来了。你爸俄语好，

跟他们走得近。那个谢尔盖，特别喜欢他，两个人经常一块儿喝酒，聊技术。

谢尔盖送过你爸一块表，苏联的怀表。”林小满心里一跳：“那个怀表，现在在哪？

”钟卫国摇头：“不知道。你爸失踪以后，啥都没留下。

”林小满把那只怀表的照片递给他看：“是这个吗？”钟卫国接过去，手又开始抖。

那种有规律的、像机器一样的颤。他看了很久，点头：“是。就是这个。”“这只表，

在一个死人手腕上发现的。”林小满盯着他的眼睛，“那个死人，被砌在车间的墙里。

”钟卫国的手抖得更厉害了，怀表照片从他手里滑下来，飘到被子上。他抬起头，

浑浊的眼睛里有一种林小满看不懂的东西，像是恐惧，又像是……解脱？“钟师傅，

你知道那是谁？”钟卫国张了张嘴，没说出话。他浑身都在抖，心电监护仪开始报警。

护士跑进来，给他打了一针，把他按回床上，让他别激动，休息。林小满被请出病房。

她站在走廊里，透过门上的玻璃看着里头。钟卫国侧躺着，脸朝着墙，肩膀在微微抽动。

他什么都知道。林小满攥紧了手里的照片。那天晚上，她没回家，去了厂保卫科。

周正还在加班，办公室的灯亮着。她敲门进去，把那份调查报告复印件放在他桌上。

周正看了一眼，脸色变了。“你从哪弄来的？”“档案室。”林小满在他对面坐下，

“周科长，你父亲是周大富，对吧？”周正没说话。“1965年，

你父亲调查我父亲的失踪，结论是畏罪潜逃。1968年，你父亲死在牛棚里，

传说是畏罪自杀。”林小满看着他，“你有没有想过，这两件事之间可能有关系？

”周正的眼神变了一下，很快又恢复平静：“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可我没过去。

”林小满站起来，“我父亲的手，从那墙里伸出来。那只手，拇指上有个疤，

和我爸照片上一模一样。周科长，如果你父亲是被人害死的，你查不查？”周正沉默了很久，

最后说：“你想让我查什么？”“查1965年11月7号那天晚上，

车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第五章 深夜的访客周正查了三天，

找到三个还活着的老工人：李福生、王德明、赵春生。李福生七十四，耳朵背，说话要靠喊。

问起1965年的事，他想了好久，摇头：“不记得了，多少年了。”再问，他就摆手，

把人往外赶。王德明七十二，人还清醒。他说：“林工那人好啊，技术好，人缘也好。

他失踪那天晚上，我好像看见他往车间那边走。我问他干嘛去，他说加班。我说我也去，

他说不用，你回去睡吧。”问他几点，他说大概九点多，喝了点酒，记不太清。

赵春生六十九，住在厂区最西头的一排平房里。林小满和周正去的时候是晚上八点多。

房山头堆着蜂窝煤，一只黑猫蹲在煤堆上，眼睛在黑暗里发着绿光。周正敲门，

里头半天没动静。正要再敲，门开了一条缝，一只浑浊的眼睛往外看。“赵师傅，

我们是厂里的，想问点事。”门开了。赵春生瘦得像根竹竿，脸上褶子堆褶子，

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他让两人进屋，倒了水，自己坐在床边，

两只手夹在膝盖中间，不吭声。周正把来意说了。赵春生低着头听完，

摇了摇：“那天晚上的事，我不记得了。”“不记得？”周正从兜里掏出一张纸，

那是他从档案里翻出来的，“1965年11月10号，我父亲来找过你。

他的工作笔记上记着：‘去找赵春生，他支支吾吾，不肯说。’你当时不肯说什么？

”赵春生的手开始抖。“赵师傅，”林小满开口了，声音很轻，“我爸的手，

从墙里伸出来了。我看见了。拇指上有个疤，和我爸照片上一模一样。你要是知道什么，

告诉我。”赵春生抬起头看她，浑浊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动。沉默了很久，他开口了。

“那天晚上，我去车间拿东西。我家住在东边，抄近路从车间后头走。经过窗户的时候，

我看见里头有光。我以为是贼，趴窗户上看了看……”他刚说到这儿，

门外突然传来一声响动，像是谁踢到了煤堆。黑猫凄厉地叫了一声，蹿上房顶。

周正腾地站起来，拉开门冲出去。外头黑漆漆的，什么人都没有。

煤堆旁边有一只倒了的搪瓷盆，是他刚才踢到的。他站在门口看了好一会儿，正要转身，

眼角余光扫到墙角——那里有个烟头，还冒着一点火星。他走过去，捡起来。是大前门，

刚抽了半截。周正把烟头攥在手心里，转身回去。赵春生的脸色已经白了。“有人在听。

”他说。“谁？”“我不知道。但我这几天总觉得有人跟着我。前天晚上，

我家窗户底下有脚步声，我出去看，没人。”赵春生的声音开始发抖，“我不该说的，

我不该说的……”“赵师傅——”“你们走吧。”赵春生站起来，把他们往外推，

“我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没说。走吧。”门在林小满身后重重关上。回去的路上，

周正一直沉默。走到家属区门口，他才说：“有人在盯他。”“谁？”“不知道。

但赵春生那晚看见的东西，肯定不止他一个人知道。”周正把那半截烟头拿出来，

给林小满看，“刚抽的，人没走远。”林小满攥紧了手。第二天一早，

周正接到电话——赵春生住院了。他们赶到医院的时候，赵春生刚从抢救室推出来。

他儿子守在门口，一脸憔悴。周正问怎么回事，

他儿子说：“昨晚不知道谁往窗户里扔了块砖头，玻璃碎了，我爸心脏病犯了。”“砖头呢？

”“派出所拿走了。”周正和林小满对视一眼。病房里，赵春生躺在病床上，脸色蜡黄，

氧气面罩扣在脸上。看见他们进来，他的眼睛动了一下。林小满走到床边，握住他的手。

那只手又干又凉，像枯树枝。赵春生慢慢抬起另一只手，指了指床头柜。

柜子上放着一个塑料袋，里头是他的衣服。林小满打开袋子，翻了翻，

在最底下摸到一个纸团。她把纸团展开，是一张纸条，

上头的字歪歪扭扭：“11月7号晚上，我看见林工躺进砂型里。苏联人在旁边。

钟卫国操作的机器。别找我，我什么都不知道。”下面没有落款。林小满把纸条递给周正。

周正看了，脸色沉下来。“这是他写的？”“应该是昨晚写的，还没来得及给人。

”林小满看着赵春生，“他想留个证据。”赵春生的眼睛闭着，

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是不敢看他们。从医院出来，周正说：“得找钟卫国。”“他还在住院。

”“那也得找。再等下去，下一个就是他。

”---第六章 颤抖的人钟卫国的病房在职工医院三楼，最里头一间。

林小满和周正到的时候，门虚掩着。推门进去，钟卫国靠在床上，眼睛望着窗外。

他听见动静，转过头来，看见是林小满，脸上没什么表情。“赵春生住院了。

”林小满在他床边坐下，“有人往他家扔砖头。”钟卫国的手抖了一下。

那种有规律的、像机床转速一样的抖。“他知道什么？”周正问。钟卫国没回答。“钟师傅，

”周正往前站了一步，“1965年11月7号晚上，车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赵春生说，

他看见林工躺进砂型里。谢尔盖在旁边。你操作的机器。是真的吗？

”钟卫国的手抖得更厉害了。他把手塞进被子底下，但被子也跟着抖。沉默了很久，

他开口了。“是真的。”林小满的心揪紧了。“你爸是自愿的。”钟卫国看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