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戛纳电影宫林舒林舒免费完本小说_小说推荐完本1993，戛纳电影宫(林舒林舒)

1 朱辛庄的困兽1990年秋，北京昌平，朱辛庄。

林舒站在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宿舍楼下，看着灰扑扑的墙面和楼下停着的二八大杠，

第三次掐了自己的大腿。疼。不是梦。

三天前他还是2024年横店一个三天没睡的商业广告导演，

甲方说“要王家卫的格调配快手的速度”，他差点把监视器砸了。然后心脏一阵绞痛，

再睁眼——就成了1990年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的新生。“林舒！快点！迟到了！

”楼下有人扯着嗓子喊。他拎着搪瓷缸子跑下楼，跟着人流往教室跑。九月北京的阳光很足，

但朱辛庄的一切都灰头土脸——操场是土的，路面是土的，

远处正在施工的工地扬起阵阵灰尘。路过食堂时，

他看见窗户上贴着手写的告示：“本周特价菜：红烧肉一份一元二角，凭票供应。

”教室里坐着的，是摄影系90级的23个学生。讲台上，

一个戴眼镜的老教授正在调试一台老式放映机，机器发出咔哒咔哒的声响。林舒在后排坐下，

前排一个瘦高个儿回头递了支烟：“新来的？看着面生。”“嗯，转系过来的。

”林舒随口扯谎。瘦高个儿叫王军，河北人，在棉纺厂干了三年考上来的，

比林舒这具身体的年龄还大三岁。他压低声音说：“听说了吗？

张艺谋他们78级的毕业作业《小院》今天要放，老师说是让我们‘感受差距’。

”林舒心里一动。张艺谋，78级摄影系，后来拍出《红高粱》的人。他现在在哪儿？

应该在西安电影制片厂吧？今年是1990年，《菊豆》刚拍完，还没上映。放映机亮起来，

画面抖动着打在幕布上。黑白影像，16毫米，讲一个院子里的几户人家。镜头沉稳，

构图精准，光影讲究。放完，老教授开口：“这是78级摄影系张艺谋他们拍的毕业作业。

你们觉得怎么样？”没人说话。“差多少，自己心里有数。”老教授点了支烟，“你们这届，

赶上好时候了，也赶上坏时候。好时候是，现在上面放松了，能拍的东西多了。

坏时候是——厂里没钱了，以后毕业分配，未必还有铁饭碗。”下课后，

王军拉着林舒去图书馆。说是图书馆，其实就一间平房，

书架上摆着《电影艺术译丛》《当代电影》，还有几本发黄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

墙角堆着一摞《大众电影》过刊，封面是巩俐，标题写着《〈红高粱〉之后，

第五代何去何从》。林舒翻着杂志，

突然看到一条短讯：“张艺谋新片《菊豆》入围本届戛纳电影节，

系中国首部入围主竞赛单元影片。”戛纳。金棕榈。他脑子里嗡的一声。

他记得——如果他的记忆没出错的话——1990年的金棕榈是《我心狂野》，

大卫·林奇拿的。《菊豆》没拿奖，只拿了个路易斯·布努埃尔特别奖。而三年后，

1993年，陈凯歌的《霸王别姬》才会捧回中国第一座金棕榈。三年。他还有三年。

“想什么呢？”王军凑过来。林舒把杂志合上：“想怎么拍点不一样的。

”王军笑了：“得了吧你，先把期末作业拍明白再说。对了，你分到哪个组？”“还没分。

”“那你悬了。”王军压低声音，“器材少人多，拍作业要排班，

有的组等一个镜头能等半个月。你要是没点门路，只能拍别人剩下的。”林舒没说话。

他在2024年拍过十五条广告，用过ARRI的顶级摄影机，也用过手机拍抖音。

他知道器材只是工具。但问题是——他现在什么都没有。晚上回到宿舍，六个人挤一间。

王军在洗脚，另外两个在打牌，上铺一个在啃馒头就咸菜。收音机里放着毛阿敏的《渴望》，

主持人说这是今年最火的电视剧，全国收视率百分之九十多。“这歌儿我听着就想哭。

”打牌的那个说，“我妈天天守着电视看刘慧芳，说这才是好女人。”“你妈懂什么，

我妈说了，刘慧芳那种女人现在找不着了。”林舒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上的裂缝。

九十年代初，计划经济正在松动，市场经济还没完全起来。有人开始下海经商，

有人还在等国家分配。《渴望》热播，卡拉OK厅遍地开花，台球厅三万多家，

电子游戏厅一万七千家。有人赚钱，有人迷茫，有人还在争论电影要不要姓“社”。

而他现在，是这些人里的一个。“林舒。”王军突然叫他。“嗯？

”“你真有办法拍出不一样的东西？”林舒翻身坐起来，

看着窗外月光下灰扑扑的校园：“你信不信，三年之内，我能拿戛纳。”王军愣了两秒，

然后笑出声：“行，你先帮我拍了期末作业再说。”熄灯后，林舒躺在黑暗中，

脑子里却在过片。他记得1990年代中国电影的轨迹：第五代还在巅峰，第六代开始冒头。

张元的《妈妈》今年刚拍完，明年会在柏林得奖。贾樟柯还没上大学，宁浩还在读中专。

这是一块空白的战场。而他，从三十年后回来，知道哪些人会赢，哪些路会通，

哪些坑不能踩。但他也知道一件事：知道没用，得拍出来。第二天早上，林舒去找系主任。

系主任姓周，五十多岁，头发花白，据说当年教过张艺谋摄影课。办公室很小，

桌上摆着一台老式苏联相机，墙上挂着几张黑白照片。“你想提前定毕业创作方向？

”周主任摘下眼镜看他。“是。我想拍情节片，不是纪录片。

”周主任沉默了一会儿：“摄影系以前主要是培养摄影师，不是导演。但你这个想法，

78级也有过。张艺谋他们那届，毕业作业就拍的情节片，叫《小院》。”“我知道。

我看了。”“什么感觉？”“挺好的。但不是我想要的。”周主任笑了一声，

点起烟：“年轻人口气不小。你知道他们那届拍了多久？借了多少人？后期怎么做的？

”“不知道。”林舒说，“但我只有一个问题——”“说。”“如果现在给你一台摄影机，

让你拍一部能拿国际大奖的电影，你拍什么？”周主任抽烟的动作停了。过了很久，

他把烟掐灭：“有意思。你想拍什么？”林舒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是操场，

几个学生在踢足球，扬起阵阵黄土。“我想拍现在。”“现在？”“九十年代。转型。

有人下海发财，有人下岗没饭吃。有人还在唱《渴望》，有人已经开始听邓丽君。

卡拉OK厅里灯红酒绿，厂门口贴着停薪留职的通知。这时代正在变，变得很快，

但没人把它拍下来。”周主任没说话。林舒转身：“第五代拍的是历史，是乡土，是过去。

我想拍当下，拍城市，拍正在发生的事情。”周主任又点了支烟，抽了半根，

才开口：“你这个想法，有两个问题。”“您说。”“第一，剧本。你写得出来吗？

”“写不出来。但我可以找人。”“谁？”林舒脑子里闪过一个名字。刘震云。1990年，

《一地鸡毛》刚发表，新写实主义正火。他现在应该在《农民日报》当编辑。“第二，

”周主任继续说，“钱。胶片贵。一盘四百尺的柯达，一百多块。你要是拍情节片，

没个几十盘下不来。学校没这个钱。”林舒沉默。“所以，”周主任戴上眼镜，

“先把作业拍好。别的，以后再说。”走出办公室，林舒站在走廊里，

“关于申报1991年度青年电影基金的通知——报送截止日期：1990年12月31日。

”青年电影基金。他记得这个基金。1989年设立，扶持青年导演，但名额极少，

全国一年就两三个。1990年的评委里，有吴天明，有谢飞，有滕文骥。

这些人现在在哪里？西安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学院，广西电影制片厂。他还有三个月。

三个月，写一个剧本，找一帮人，拍出来——不可能。但他必须做到。回到宿舍，

王军正在写信。见林舒进来，头也不抬：“你上哪儿去了？下午有课。”“找系主任。

”“挨批了？”“没有。聊了会儿。”王军放下笔：“说实话，你到底想干嘛？

我看你这几天不对劲。”林舒在床边坐下：“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将来想当什么？

”“摄影师啊。分到厂里，跟着剧组，拍片子。”“然后呢？”王军愣了一下：“然后？

什么然后？”“六十岁的时候，你回头看你这辈子拍的片子，你会觉得值吗？

”王军张了张嘴，没说话。林舒站起来：“我想拍一部电影。不是作业，是能拿出去的电影。

”“你疯了。”“也许吧。”王军盯着他看了半天，突然笑了：“行，算我一个。”“什么？

”“算我一个。你要拍，我给你当摄影助理。反正我现在也是一个人，闲着也是闲着。

”林舒愣住。王军已经低头继续写信，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窗外传来广播声，

电台的新闻：“国务院关于深化电影发行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日前下发……”林舒站在窗前，

听着收音机里模糊的声音。他知道，接下来这三年，

中国电影会发生什么——《霸王别姬》拿金棕榈，《活着》拿戛纳评审团大奖，

《阳光灿烂的日子》横扫金马。他也知道，这些片子现在都还没拍。这是一场赛跑。而他，

必须第一个冲过终点。晚上熄灯后，林舒在黑暗中睁着眼。他想起2024年的自己，

窝在剪辑房里一遍遍改甲方意见，听人说“这个镜头要更有网感”。那时候他觉得电影死了。

但现在——他听见窗外风吹过杨树的声音，听见远处工地的打桩声，

听见室友翻身时床板吱呀的响动。1990年，北京，朱辛庄。电影还活着。

而他才刚刚开始。2 过审三个月后。林舒坐在西城区一间筒子楼的走廊里，

手里攥着一沓稿纸。稿纸上是手写的剧本，标题叫《下海》。讲一个棉纺厂女工，

丈夫停薪留职去深圳做生意，一年后带回来一个南方女人。女工不肯离婚，又没处去，

最后去了夜总会当服务员——不是小姐，是服务员，但所有人看她的眼神都变了。

这是他熬了三十个晚上写出来的。刘震云没找着，他自己硬写的。用的是一台老式打字机，

敲坏了两个色带。今天是1990年12月28日。距离青年电影基金申报截止，还有三天。

他面前的门上贴着一张发黄的纸：“北京电影制片厂文学部”。他要找的人叫李康生，

文学部编辑，据说跟谢飞是同学。林舒托周主任介绍，约了今天见面。等了两个小时，

门开了。出来的是一个中年男人，穿着深蓝色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他看了眼林舒：“摄影系的学生？”“是。”“进来吧。”办公室很小，桌上堆满剧本稿子。

墙上挂着一张电影海报——《本命年》，谢飞导演，今年刚拿了柏林银熊。李康生坐下，

点起烟：“剧本呢？”林舒递过去。李康生接过，没看，放在一边：“我先问你几个问题。

”“您说。”“你今年多大？”“二十二。”“摄影系几年级？”“一年级。

”李康生吸了口烟：“一年级的学生，不老老实实拍作业，写什么剧本？

”林舒沉默了两秒：“因为我想拍。”“拍什么？”“拍现在。”李康生笑了一声，没说话。

他拿起剧本，翻开第一页。林舒坐在他对面，盯着他的表情。五分钟。十分钟。二十分钟。

李康生翻到最后一页，合上，把烟掐灭。“你知道这剧本有问题吗？”“知道。

”“什么问题？”“太灰了。女工最后没翻身，没反抗，没变成女强人。她就是活着。

这种结尾，过不了审。”李康生盯着他看了一会儿：“你既然知道，还这么写？

”林舒吸了口气：“因为真实。”“真实？”李康生站起来，走到窗前，

“你知道现在厂里什么情况吗？一年发不出几部片子的钱。你知道《本命年》为什么能拍？

因为谢飞有名气，有资历。你知道张艺谋的《菊豆》为什么能在国外放？那是合拍片，

外资投的。”他转身看着林舒：“你一个一年级学生，什么都不是，拿着这种本子，

指望我帮你报基金？”林舒站起来：“李老师，我没指望任何人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