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冬天，姐姐刘秀英回来了。
没有预兆，没有信。那天傍晚，刘万平背着捡粪的背篓从山上下来，看见自家土屋的烟囱冒着烟。他愣了一下——父亲腰疼得厉害，这几天都是他做饭，而他现在才从山上回来。
他推开门。
灶台前，姐姐正在烧火。火光映着她的脸，比走时更瘦了，颧骨突出，眼睛显得特别大。她穿着那件蓝色的确良衬衫，但袖口磨破了，露出里面的棉絮。
“姐？”刘万平以为自己看错了。
刘秀英抬头，笑了笑：“万平回来了？”
“姐，你……你怎么回来了？”
“厂里……停工了。”姐姐说得很轻，“说是运动需要，暂时停产。我就……回来了。”
刘万平看着她。
他知道姐姐在撒谎。县纺织厂是国营大厂，怎么可能说停就停？而且姐姐的眼神躲闪，手指无意识地绞着衣角——这是她说谎时的习惯。
但他没戳破。
晚饭时，姐姐从包袱里拿出两斤白面。
“厂里发的，我没舍得吃。”她说，“今晚咱们吃面条。”
白面在煤油灯下泛着诱人的光泽。姐姐和面，擀面，切面。面条下锅，热气腾腾。这是刘万平记忆里，家里第一次吃白面面条。
父亲吃得很慢，一根一根地吸。
“秀英，”他忽然开口，“厂里……真停工了？”
姐姐的手抖了一下。
“嗯。”
“那……还回去吗？”
“不知道。”姐姐低头，“等通知。”
屋里陷入沉默。
只有吸面条的声音，和灶火噼啪的响声。
夜里，刘万平被说话声吵醒。
是姐姐和父亲在隔壁屋。
“……爹，我对不起你。”姐姐的声音带着哭腔，“我……我没用。”
“傻孩子，说啥呢。”父亲叹气，“回来就回来吧，家里……总归有口饭吃。”
“可是……可是我把工作丢了。”姐姐哭出声，“一个月十八块啊……够咱们全家吃三个月……”
“工作丢了，再找。”父亲说，“人活着，就有路。”
“可是爹，你不知道……”姐姐的声音更低，“厂里……厂里有人欺负我。说我成分不好，说我爹是残疾，拖累革命……我……我受不了……”
刘万平的心揪紧了。
他想起姐姐走时，眼里闪着光的样子。想起她揣着录取通知书，跑回家的样子。
原来，外面的世界，并不都是阳光。
原来，走出去，也可能走得更艰难。
第二天，姐姐重新拿起了竹筐。
手指已经生疏了，竹篾划破手指，血珠渗出来。她没吭声，用布条缠上，继续编。
刘万平看着她，忽然说：“姐，我不读书了。”
姐姐猛地抬头：“你说啥？”
“我不读书了。”刘万平重复，“我去修堰，挣工分。”
“不行！”姐姐站起来，“你必须读书！姐回来，就是为了让你读书！”
“可是家里……”
“家里有我！”姐姐声音很急，“万平，你听姐说，读书是你唯一的路。你不读书，一辈子就只能在这山沟里，像爹一样，像姐一样……”
“像爹一样怎么了？”刘万平也站起来，“爹靠编草鞋养活了我们！姐你靠编竹筐供我读书！我不觉得丢人！”
姐姐愣住了。
她看着弟弟。十三岁的少年，已经比她高了半个头。肩膀虽然单薄，但挺得很直。眼神里有倔强，有愤怒，还有一种她看不懂的东西——那是男人的担当。
“万平……”姐姐的声音软下来，“姐不是那个意思。姐是怕……怕你苦。”
“我不怕苦。”刘万平说，“我怕的是，我读书，你们挨饿。”
姐姐的眼泪掉下来。
她抱住弟弟，哭得浑身颤抖。
“万平……是姐没用……是姐没用……”
刘万平没哭。
他拍着姐姐的背，像小时候姐姐拍他一样。
“姐，你回来了，咱们一家人又在一起了。”他说，“这就够了。”
三天后，刘万平去了大队部。
修堰的工程在二十里外的黑石峪，是公社组织的“农业学大寨”项目。要修一条三公里长的水渠，把山泉水引到下游的旱地。
“万平，你才十三岁，干不了这活。”大队书记说。
“我能干。”刘万平挺直腰板，“我爹十三岁就下地了，我能干。”
“修堰是重活，抬石头，挖土方，你吃不消。”
“吃不消也得吃。”刘万平说，“书记，我家的情况您知道。我爹腰坏了，我姐刚回来，家里……家里得有人挣工分。”
大队书记看着他，看了很久。
最后叹了口气：“行吧。但说好了，你只能算半个劳力，工分按七成算。”
“行。”
“还有，住工棚，吃大锅饭，一个月回一次家。”
“行。”
刘万平签了字——他不会写自己的名字，按了手印。
红印泥沾在手指上，像血。
出发那天，姐姐给他收拾行李。
一件破棉袄，一条补丁摞补丁的裤子，一双草鞋。还有半块玉米饼，用布包好。
“万平，到了工地，别逞强。”姐姐一边收拾一边嘱咐，“抬石头，挑土，量力而行。你还小，骨头没长硬，别伤了。”
“我知道。”
“工棚冷，晚上睡觉把棉袄盖身上。”
“嗯。”
“还有……”姐姐从怀里掏出五毛钱，塞进他手里，“这个你拿着，万一……万一生病了，买点药。”
刘万平看着那五毛钱。
他知道，这是姐姐最后一点积蓄。
“姐，我不要。”
“拿着！”姐姐硬塞给他，“听话。”
刘万平接过钱，握在手心。
钱很旧，皱巴巴的，带着姐姐的体温。
“姐，”他忽然说，“等我挣了工分，给你买件新衣裳。”
姐姐笑了，眼泪却流下来：“傻弟弟，姐不要新衣裳。姐只要你……平平安安的。”
工地在黑石峪。
两山夹一沟，乱石嶙峋。已经来了几百号人，在山坡上搭起一排排工棚。工棚是用树枝和油毡搭的，四面透风。
刘万平被分在石工队——不是因为他会石工，是因为石工队缺人抬石头。
队长是个黑脸汉子，姓赵，大家都叫他赵黑子。
“小子，多大了？”赵黑子打量他。
“十五。”刘万平撒谎。
“十五？”赵黑子笑了，“毛都没长齐吧？行了，跟着老吴，抬小石头。”
老吴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光棍，佝偻着背，话不多。他递给刘万平一根木杠：“抬石头，讲究配合。我喊‘起’，你就起。我喊‘走’，你就走。步子要稳，不能乱。”
第一块石头，不大，百十来斤。
刘万平和老吴一前一后，木杠压在肩上。
“起——”
石头离地，刘万平腿一软，差点跪下。
“稳住！”老吴低喝。
刘万平咬紧牙关，站稳。
“走——”
一步，两步，三步……
肩膀火辣辣地疼。木杠压在骨头上，像要压碎一样。但他没停，跟着老吴的步子，一步一步往前挪。
二十米的路，像走了二十年。
放下石头时，刘万平瘫坐在地上，大口喘气。
老吴递给他一个水壶：“喝口水。”
水是山泉水，冰凉。
刘万平灌了几口，感觉活过来了。
“第一次都这样。”老吴说，“三天后，肩膀磨出茧子，就不疼了。”
刘万平看着自己的肩膀。
已经红肿了，破皮了，渗出血丝。
三天？
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撑三天。
第一天收工，刘万平累得连饭都吃不下。
大锅饭是玉米糊糊，稀得能照见人影。每人两个窝窝头，黑面掺着糠。
他勉强吃了一个窝窝头，喝了一碗糊糊，就躺下了。
工棚里挤了二十多人，汗味、脚臭味、烟草味混在一起。鼾声此起彼伏，像打雷。
刘万平睡不着。
肩膀疼，腰疼，浑身都疼。他想家，想姐姐，想父亲，想弟弟。
月光从工棚的缝隙照进来，在地上投出斑驳的光影。
他想起陈老师教的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原来，月光真的像霜，冷冰冰的。
他摸出那五毛钱，握在手心。
钱已经皱得不成样子，但还能摸出上面的纹路。
这是姐姐的血汗钱。
他不能辜负。
第三天，肩膀果然磨出了茧子。
厚厚的，硬硬的，像铠甲。再抬石头时，没那么疼了。
刘万平开始适应工地的节奏。
天不亮起床，喝一碗糊糊，上工。中午休息半个时辰，吃两个窝窝头。下午继续干，直到天黑。
他学会了抬石头的技巧：重心要稳，步子要齐，呼吸要匀。
他学会了看石头的纹路：顺着纹路抬，省力；逆着纹路，费力。
他学会了在休息时，捡柴火，烧热水，给老吴泡脚——老吴的脚冻伤了，肿得像馒头。
“小子，有心。”老吴说，“将来，能成事。”
刘万平笑笑，没说话。
他只想多挣工分，让家里有饭吃。
一个月后，第一次发工分票。
刘万平算半个劳力，一天六个工分。一个月，一百八十个工分。折合成钱，十八块。
他领到十八块钱时，手在抖。
十八块。
姐姐在纺织厂，一个月也是十八块。
现在，他也挣到了。
他小心翼翼地把钱包好，揣进怀里。
回家的路上，他走得飞快。
二十里山路，他三个时辰就走完了。到家时，天刚擦黑。
姐姐正在做饭，看见他，愣住了。
“万平？你……你怎么回来了？”
“发工分了。”刘万平掏出钱，“姐，给你。”
姐姐接过钱，数了数，眼睛红了。
“万平……你……你受苦了。”
“不苦。”刘万平说，“姐，这钱你拿着，买点粮食，给爹买点药。”
姐姐点头，眼泪掉在钱上。
刘万平看着姐姐。
一个月不见，姐姐又瘦了。但眼睛里有光了。
那是希望的光。
他知道，他的肩膀，能扛起这个家了。
十三岁的肩膀，还不够宽厚。
但足够坚实。
足够撑起一片天。
夜里，刘万平躺在自己的草席上，听着父亲均匀的鼾声，听着弟弟梦呓的声音，听着姐姐在隔壁屋轻轻的啜泣声。
他忽然觉得，这一切都值得。
读书的机会，失去了。
但家的责任，担起来了。
陈老师说过：有些路，走着走着，就宽了。
他不知道自己的路在哪里。
但他知道，只要往前走，就有路。
月光照进来，落在他的脸上。
他闭上眼睛，睡着了。
梦里，他看见一条河。
河水很急，但很清澈。
他站在河边，看见河对岸，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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