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去世后全家争遗产，公证遗嘱上只写了被赶出门的我

爷爷去世那天，我是最后一个知道消息的。因为两年前我被这个家赶了出去，

理由是我不肯把工资卡交给大伯统一管理。葬礼上没人通知我。

公证遗嘱宣读那天也没人叫我。但公证员念完名字之后，全家打了四十多个未接电话给我。

我在杭州的出租屋里接到电话的时候，爷爷已经去世三天了。那天是周三，

我请了病假在家改方案。电脑屏幕上的字密密麻麻，我盯着看了半小时，一个字也改不动。

头疼，从后脑勺一路蔓延到太阳穴。下午三点，手机响了。是个陌生号码，归属地显示老家。

我接起来。打电话的是大伯家的堂妹韩晓。她在电话那头声音压得很低，像做贼：姐，

爷爷走了。昨天出殡的。你知道吗？我握着手机，站在落地窗前。窗外是城中村的握手楼，

对面阳台晾着几件衣服，灰扑扑的，在风里晃。我月薪一万二，

除掉房租三千五、吃饭两千、交通五百，每月能存六千。在这座城市待了五年，

银行卡里攒了二十八万。不多，但每一分都是我自己挣的。不知道。我说。

韩晓沉默了几秒。姐，家里大家都不太好受。你节哀。节哀。这个词从她嘴里说出来，

像一块冰。我挂断电话，在窗前站了很久。楼下有电动车按喇叭，尖锐的一声，我回过神，

打开手机通讯录。韩家的群聊两年前就把我踢了。我没有爷爷的电话。

最后一次通话是两年前，他打来的，声音很轻：丫头，你照顾好自己。我说好。

电话挂断后，我站在窗前，看着对面的握手楼。有一扇窗亮着灯，有人在做饭，

油烟从排气扇里冒出来。然后就被赶出了门。两年前正月十五，全家团聚。饭桌上，

大伯韩建国放下筷子，清了清嗓子。他五十出头，头发梳得油亮，在镇上开了家五金店，

据说年入二十万。二伯韩建民在县里当个小科长，捧着茶杯不说话。咱们韩家的情况，

大家都清楚。大伯说，老爷子年纪大了，以后养老治病是一笔开销。我提议，

咱们成立一个家庭基金，每人每月往里面存钱，统一管理，谁家有急事就从里面对付。

每人每月存多少？二伯问。按收入比例。收入高的多存，收入低的少存。小雨，

你工资最高，每月存八千吧。咱们算过，全家凑一起，每月能有三万块进账，一年三十六万。

谁家有事就从里面对付，公平合理。我抬头。大伯的目光落在我身上，像在打量一件货物。

我那年月薪一万二，税后九千多。存八千，意味着我每月只剩一千多。

杭州的房租、吃饭、交通，一千多够干什么？堂弟一个月挣四千，大伯让他存五百。

堂妹三千，存三百。二伯家两个孩子，每人存一千。凭什么我存八千？我不同意。我说。

饭桌安静了一瞬。奶奶的脸沉下去：你说什么？工资卡是我自己的，我不交。

你什么意思？大伯的声音高起来，你是韩家人，为这个家出点力怎么了？

你爸妈走得早，是爷爷把你养大的，你忘恩负义？饭桌上的空气凝住了。堂弟低头扒饭，

堂妹玩手机，二伯家的两个孩子盯着电视。没人看我。奶奶的筷子敲在碗沿上，铛的一声。

我没有忘。爷爷的养老钱我可以单独给，每个月给多少都行。

但不能把工资卡交给别人统一管理。别人？奶奶拍桌子，你大伯是别人？

他是你亲大伯！我们是一家人！二伯放下茶杯，慢悠悠开口：小雨啊，年轻人要有格局。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钱放在一起，将来谁有事都能帮一把。你堂弟要买房，堂妹要结婚，

不都得用钱？你一个人在外面，存那么多钱干什么？我盯着碗里的米饭。米饭一粒一粒的，

白得刺眼。爷爷坐在主位，没说话。他低着头，筷子夹着一块豆腐，手抖了一下，

豆腐掉回盘子里。我说了，不同意。我站起来，我先走了。你敢走！奶奶吼，

你今天走出这个门，就别想再回来！我走出去了。没人拦我。爷爷没有抬头。

我听见身后大伯的声音：爸，您看看，这就是您养大的。白眼狼。那天晚上的风很冷。

我走在镇上的小路上，路灯昏黄，照着坑洼的地面。我走了二十分钟才打到车。

司机问我去哪，我说火车站。车开起来的时候，我透过车窗回头看。韩家的房子越来越远，

门口那盏灯还亮着，像一只眼睛。我没有哭。不是不想哭，是哭不出来。

胸腔里堵着一团东西，硬邦邦的，像一块石头。后来我才想明白，那团东西叫委屈。

二十年的委屈，被那一句白眼狼压成了石头。爷爷在我记忆里是另一种样子。

我七岁那年，爸妈出车祸没了。爷爷把我接过去，和奶奶、大伯二伯一家住在一起。

奶奶不喜欢我，说我是扫把星，克死了爹妈。大伯二伯从来不叫我名字，只叫那个丫头。

堂弟堂妹分零食的时候，没有我的份。我躲在厨房门口看，他们吃完了，我舔舔嘴唇，

回房间写作业。只有爷爷不一样。他会在午饭前偷偷塞给我五块钱，小声说：丫头，

去买根冰棍。那时候五块钱能买两根绿豆冰棍，我吃一根，留一根放口袋里，

等化了再舔袋子里剩下的甜水。他教我认字。用的是他年轻时留下的一本《新华字典》，

封面破了，用透明胶粘着。他指着字一个一个念：人，口，手。我跟在他后面念。

他笑得眼睛眯起来：丫头聪明。那时候奶奶在隔壁骂骂咧咧，骂我占地方，骂我吃闲饭。

爷爷压低声音，像在跟我分享一个秘密：别理她。认字的人会有福气。他的手掌粗糙，

握住我的小手，一笔一划在纸上写。墨水洇开了，字写得歪歪扭扭。他说没关系，

多练就会了。我十三岁那年，大伯说女孩子读书没用，让我初中毕业就去打工。爷爷没说话。

第二天他去了镇上的中学，找校长，不知道说了什么。回来的时候，他塞给我一个信封，

里面是三千块钱。学费。他说，好好念。那三千块是他攒了多久的？我不知道。

他每月退休金一千二，要交给奶奶八百，自己留四百。四百块，要攒多久才能攒出三千？

七个月。七个月不吃不喝不买药，才能攒出那三千。他那时候身体已经不好了，偶尔咳嗽，

咳起来半天停不住。我问他哪来的钱，他摆摆手，说你别管。

我大学毕业后在杭州找到了工作。第一份工资发下来，我取了五千块，坐火车回老家，

塞给爷爷。他推回来：你留着，你在外面要花钱。我说我有。那也留着。

他把钱塞回我包里，手指碰到我的手背，粗糙，像砂纸，丫头，你照顾好自己就行了。

那是他最后一次跟我说这句话。两个月后，我就被赶出了门。公证处的电话打来时，

我已经请了假，买了回老家的火车票。韩晓那通电话之后，我查了爷爷的名字，

想看看有没有讣告。网上没有。我又打回韩晓的号码，她没接。过了半天发来一条短信：姐，

家里不让我跟你联系。你保重。我盯着那条短信看了很久。然后公证处的电话就打来了。

韩小雨女士吗？我是市公证处的。关于韩德生老人的遗嘱公证，需要您本人到场。

遗嘱上只有您的名字，您不到场，程序无法继续。只有我的名字？是的。

遗嘱指定的唯一继承人是您。请您尽快前来办理。我握着手机，站在杭州东站候车大厅。

人来人往，广播里播报着车次信息。我的手在抖。候车厅的落地窗巨大，阳光刺进来，

照得地面发白。我想起韩晓说的，公证员念完名字之后，全家打了四十多个未接电话给我。

他们急什么呢？急的是我的名字，不是我这个人。唯一继承人。爷爷把遗产留给了我。

那个被赶出门、两年没联系的孙女。火车五个小时。我坐在靠窗的位子，

看着窗外飞速掠过的田野。麦子已经黄了，一片一片的，像铺在地上的毯子。

我想起爷爷教我的那首诗：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他念的时候，手指点着书上的字，

一个一个指给我看。邻座是个带孩子的女人，孩子在哭，她哄不好，烦躁地拍着孩子的背。

我扭过头继续看窗外。爷爷的葬礼，没有我。他下葬的时候，我在杭州的出租屋里改方案。

没有人告诉我他什么时候走的，怎么走的，最后一句话说了什么。到站的时候是下午三点。

我拖着行李箱出站，还没走几步，就看见大伯和二伯站在出站口。他们穿着簇新的衬衫，

头发梳得整齐，像来接什么贵客。两年不见，他们脸上堆着笑。那种笑我见过，在电视里，

在婚宴上，在需要求人的时候。堂弟结婚那天，大伯对亲家就是这种笑。二伯升职请客那天，

对领导也是这种笑。小雨回来了！大伯迎上来，要帮我拿行李，路上辛苦了吧？

走走走，车在外面等着。不用。我侧身避开他的手。哎，一家人客气什么。

二伯接过话茬，你奶奶在家准备了一桌菜，就等你呢。这两年你在外面，大家都惦记着你。

惦记。这个词从他们嘴里说出来，像一颗发霉的糖。我跟着他们上了车。

是一辆七座的商务车，大伯开的。车里有一股烟味和车载香薰混合的怪味。二伯坐在副驾驶，

扭过头跟我说话：小雨啊，你在杭州过得怎么样？听说你工资涨了？还行。

年轻人出息。不像你堂弟，在县里混了这么多年，还是个临时工。他叹了口气，

你堂妹也是，一个月三四千，连自己都养不活。咱们韩家，就数你有本事。

大伯接话：是啊。老爷子在世的时候，最疼的就是你。我们都比不上。车子开上国道。

路两旁的树飞快地往后倒。我盯着窗外，没接话。最疼我。那两年前把我赶出门的时候，

他们怎么不说这话？小雨啊，二伯又开口，你奶奶这两年身体也不好，高血压，

经常头晕。你堂弟前段时间还说，想接奶奶去县里住一阵，尽尽孝。一家人嘛，

就得互相照应。我嗯了一声。两年前奶奶拍桌子骂我的时候，可没见高血压发作。

大伯从后视镜里瞟了我一眼，欲言又止。车里的香薰味混着烟味，熏得我有点想吐。

我摇下车窗，风灌进来，带着麦田的气息。奶奶在家门口等着。她七十多了，头发全白了，